陈晓运：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政治逻辑

　　摘要：超越既有文献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短时段观察和碎片化分析，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划分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起步、深化、优化与固化期，分析“党让社起”“党助社长”“党规社治”到“党进社强”的历史演进，呈现出共产党建构政治秩序的主体性、路径性和效能性。正在兴起的政党统合社会关系的模式源起于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治理需求倒逼，其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朝向区别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未来图像，为理论研究深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产党；政治秩序；政党统合主义

　　一、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作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决策部署，激活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治理创新。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以扩大公众参与、发展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地方党委政府以加强“党建引领”、构建“一核多元”等方式提升社会治理的统合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加强和改进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的重要方法、推进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关键举措、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模式的有效路径。

　　这一现象激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7年以来，学者们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的学术解读日趋踊跃（中国知网以“共建共治共享”为题的社会治理文献已逾百篇）。有些学者认为，“共建共治共享”体现了以合作性、公共性和多元性为基本内涵的多元共治理念。有些学者认为，“共建”意指共同建设，“共治”意指共同治理，“共享”意指共同享有，即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涵。有些学者认为，“共建”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即呼应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而推进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即推进发展成果在城乡、区域和群体之间共同享有。有些学者认为，共建共治共享是治理共同体的发现过程、参与活动、合作推进、创新实践和结果共享。有些学者通过案例分析探讨城市、乡村和特定领域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实践。

　　综观既有研究，学者们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要么限于当下实践的横截面，要么限于散点式的个案考察，忽视了从历史变迁的纵贯线分析其整体演进过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政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源于社会，又塑造社会，以能动改变社会体现自身作为政治主体的自主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即以“改造社会”为使命，百年来先后开展的革命动员、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无不包含特定时期的政党意图，形塑当下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并将持续影响未来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超越既有文献的短时段观察和碎片化分析，基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实践发展，从历史纵深展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阶段演进，呈现包含其中的共产党执政逻辑，以及正在变动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二、过程描述：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

　　任何国家都需要治理社会，大国尤为复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论述，足见大国治理的挑战。一是要回应超大规模地区的有效治理问题。中国领土幅员、人口规模、经济总量、自然资源居于世界前列，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突飞猛进，社会流动频密，社会风险复杂，治理负荷极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二是要回应不同发展区域的均衡共享问题。中国不同地区先天具有基础条件之别、资源禀赋之异，后天又有政策差异，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存在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三是要回应主义交锋时刻的方向坚守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是因为它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央，道路选择、制度优势、发展能量日趋冲击守成大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阵再次凸显，制度交锋逐渐显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复杂严峻。

　　从历史实践来看，超大规模对治理的挑战、均衡共享对发展的要求、主义交锋对定力的考验始终是社会治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需要持续保持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平衡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需要、在防范化解政治风险上坚守底线。故此，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放活”与“管好”的动态平衡中推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历史阶段演进。

　　（一）1978—2002年：党让社起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起步

　　改革开放之前，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压力、均衡贫富的执政承诺、敌对势力的进逼渗透使执政党推行“一竿子插到底”“一大二公”“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由此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社会的活力。改革开放以思想解放为基础，这一阶段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松绑社会，打开了封闭的政治机会，为社会治理迈向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方面，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之提供了经济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发展从农村破冰，激励农民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对外开放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兴办经济特区逐步深化推进，先后向沿海其他城市及内地拓展。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方向性，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形态，推动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推进“开闸放水”搞活国有企业，以及价格、财税、金融、计划、流通体制、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陆续推进。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破除了“姓资姓社”的思想桎梏，进一步明确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1978年至199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3624亿元增长至26651亿元，单位体制之外的市场领域成为提供利益和福利的新空间，孵化以经济利益而非单独以国家目标为导向的个体，新生市场主体慢慢获取了经济基础和政治资源。

　　另一方面，政党的社会管控放松为之提供了群众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普通群众在自主把握命运和谋求经济发展的突变中觉醒，个体权利观念逐渐萌生，责任公民逐渐成长并开始主动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1992年执政党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更是激发了全民的创业活力，它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战略结合在一起，为逐渐苏醒的自主个体提供了社会行动的经济基础。一者，1995年，主题为“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中国党政干部和普通群众带来了“NGO”（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形态，政党、政府、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开始吸引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眼光，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倡导日趋增长。二者，由于改革开放之后政党逐渐退出了乡村社会，导致基层治理产生真空，国家因应推进“社区建设”，促使村（居）民、商品房小区业主为主体的自治力量逐渐发育。

　　在此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获得了初步的体制机制突破。一系列以规范国家、市场和社会权力格局的政策先后颁布，1998年执政党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明确了“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由此，超大规模国家激发了社会活力、市场动力；先富后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义交锋之间选择“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执政党对社会治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二）2003—2012年：党助社长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深化

　　社会松绑释放了民间动力，催生了发展红利，形成了超大规模国家的“经济奇迹”和“稳定奇迹”，既不断满足均贫富之刚需，也不断激励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2000年后，执政党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干到底，干得好就接着干，推动社会治理持续革新。这一阶段的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建设社会，为执政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积蓄社会力量。

　　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推动新一轮的制度建设及体制机制创新。在经济层面，保护私有财产权第一次写入了中共政策决定，激发了基于“私有物权”的“治理权”观念。在治理层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存在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不充分的问题衍生了一系列发展过程的乱象，促使执政党思考科学发展问题，从而催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明确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研究分析了形势和任务，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社区建设，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重视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

　　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领域的政策更新和活力激发逐渐呈现。一方面，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逐步推动从政企一体、政社一体的管理体制向有限型、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转变，改革社会组织既要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又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双重管理体制，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逐渐推进去除政府“管不好”“不该管”的事项、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治理创新试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现象广泛涌现。2008年，春季的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之后，社会组织大规模集体亮相，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创办针对社会问题和社区发展需求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并在灾难救助、灾后重建和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了积极正面的作用。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50多万个，吸纳了社会各类人员600多万人就业，形成了固定资产1000多亿元，接收各类社会捐赠400多亿元。

　　（三）2012—2017年：党规社治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优化

　　超大规模国家的活力激发释放的能量巨大，然而，如何予以规范从而使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这一议题逐渐凸显其重要性。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树立了社会治理的新目标。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国家规制社会，为执政党引领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基础规范。　　

　　一方面，执政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扎实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各方面，真正做到要求严、措施严，对上严、对下严，对事严、对人严。要通过持续努力，使那些“何必当真”的观念、“得过且过”的想法、“干一下得了”的心态得到切实的扭转和纠正；强调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系，形成包括思想教化、权力制衡、制度约束、社会监督等多重机制的政策部署，以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思想引领力、社会动员力和群众组织力。

　　另一方面，执政党持续推进社会力量的规范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专门部署了社会体制改革工作，要求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指出了引领社会组织正确发展的方向，坚持党的领导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相统一，把党的工作融入社会组织运行和发展的过程，更好地组织、引导、团结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并将之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扩大党在社会组织的影响力。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指出社会组织工作存在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不够充分、一些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强调全面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大力强化社会组织党建责任落实，推动建立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体系。

　　（四）2017年党的十九大至今：党进社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固化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清醒深刻地指出了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面临的新困难与新挑战，既强调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强调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进均衡共享的治理效果为人民所共享，又强调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些重要判断预示着社会治理的目标使命、形势任务和推进路径都发生了变化，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成为最新的政策部署。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一是从政权建设的高度强调执政党初心使命和宗旨原则建设的政治定位，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二是明确“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工作站位，强调“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三是从顶层设计的维度提出了推进社会建设和治理优化的政策方位，强调“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此基础上，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推进三项工作：一是明确制度和体制建设的要求，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作为社会治理体制优化目标。二是明确方法指引，强调提高社会治理的“四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作为工作优化的路径。三是确认工作领域，提出包括从“一个机制”（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四个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等五个方面着手，明确了由社会治理建构人心秩序、社区秩序、人际秩序、公共秩序、社会秩序的要求。

　　三、逻辑分析：执政党的政治秩序建构

　　综上可见，中国语境下共产党推进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既是一个当下命题，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体现了政党建构超大规模国家政治秩序的组织意图。政治秩序是政治主体基于特定政治规范、政治逻辑、政治利益、政治博弈而形成的调适性体系。执政党关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工作部署契合超大规模国家政治秩序建构关于吸纳社会与制度整合的要求——通过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享有发展成果，从而形成一种政治组织的自我发展与自我更新的机制，使之得以不断吸收社会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政治资源，通过政治博弈和能量交换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实现政治输入与输出的动态平衡，实现政治秩序的有效构建，促成治理利好的均衡释放以及治理风险的动态消解。从历史演进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从起步到固化均体现了共产党建构政治秩序的主体性、路径性和效能性指向。

　　首先，从主体层面来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表明，共产党始终是中国政治秩序建构的核心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应超大规模国家在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调整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体制建设和机制框架，不断适应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趋势，推动党的力量与社会持续处于动态均衡的形势，推进从“党让社起”“党助社长”“党规社治”到“党进社强”，使党的各级组织体系在社会治理过程发挥核心作用。这一过程契合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使社会治理逐渐框定党权与治权、产权、民权的权责利边界，建立了“一核多方”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和多元治理主体并行不悖的格局。就此而言，“共建”实质上体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搭建的各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层级化治理体系，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核心的主体性。

　　其次，从路径层面来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历史演进表明，共产党为社会的活力激发和规范有序共时态提供了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重组，思想观念日趋多样，利益群体日趋多元，普通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日趋提升，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诉求不断提升，跨区域、跨层级、跨阶层的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广泛涌现，从而对执政党的社会整合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执政党需要全面强化对基层的领导权，必然要求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和协调各方的功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党的各级组织体系对日趋自主的基层多元力量（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的有效整合，关键是因应超大规模国家的清晰治理和有效治理的需求，尊重各类组织力量的主体性、激发社会主体的积极性，保障治理参与的方向性，从中强化党委“统”治、政府“善”治、群众“自”治和社会“法”治，推进基层资源整合和权力相互依赖。就此而言，“共治”可以视为构建党的组织与社会（包括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最后，从效能层面来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包含着共产党推进长期执政的政治理性。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的各级组织体系有序推进共建共治共享，逐步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业委会）为主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企业、新经济组织等）为基础、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为协同、基层群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新架构，使治权体系朝着边界清晰、职责明确和分工协作的治理现代化方向发展，使政府行政权有效地延伸至最基层，更加强化和巩固了党对基层的领导，更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执政效能的认知和认同。就此而言，“共享”包含着经济成果被全社会共同分享的目标，既包含着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提升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要求以及超大规模国家不同地区共享发展红利的均衡需要，而且还包含着推进政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交锋再度激烈背景下坚守旗帜方向以及推进“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兼容，从而推动使命型的先锋队政党不断趋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规划的远景蓝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框构的发展目标，推动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社会治理的更新和人民幸福的增长中得到强化。

　　图 1 政治秩序建构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四、远景展望：迈向“政党统合主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面对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难题、面向均衡共享的发展诉求、面对主义交锋的方向坚守，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整合社会，形成了一种全能主义式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国家全能包办社会领域，全面封闭“市场”与管制“社会”，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和经济中心重合为一，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政党直接面对民众，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社会治理成为革命政治的附庸，个体行动成为组织行为的附庸。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退场和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渐从诸多领域退出，社会主义吸收、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的部分制度建设、发展的手段，推动中国的“市场”和“社会”重新发育，推进政党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一方面，以国家为抓手的政党让渡了部分社会领域，直接控制和干预的范畴日趋缩小，超大规模国家“一竿子插到底”难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问题被释放的社会力量所补充；另一方面，社会以行动主义的方式积极拓展政治机会与空间，围绕民生、安全等利益关联的公共政策发起各类集体行动和政策倡导，寻求治理过程的参与以及均衡共享的发展。诸多研究者认为，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比如市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模式、分类控制模式、利益契合模式等）并且对于社会的成长的认知不尽一致，但却普遍同意政党国家日趋放活市场和激活社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逐渐起决定性作用，让社会组织、公众参与成为国家治理的助力。

　　在此过程中，政党在社会成长中的角色转变和行动策略并没有得到充分呈现。一方面，市场放活之后带来的经济发展为执政党提供了加强和保障民生、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相关规范制度设计的不健全、不充分，导致了政商关联之下经济俘获政治的现象，从而催生了执政党的全面从严治党与政党的自我革新，超大规模国家的执政主体需要刀刃向内开展自我革命，从而解决领域性、地区性的政治生态恶化问题；另一方面，执政党激发社会活力之后带来社会力量的发展，推动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公民参与的涌现，产生了予以规范管理的客观要求，促使各级党组织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规范工程，由此逐步推进政党引领下的社会培育发展。

　　近年来，随着市场放活和社会激活之后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的涌现，“政党统合社会”的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正在逐渐形塑，政党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进而实现长期执政的意图。具体包括推动体制层面更新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和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一核多元”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称之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层面优化形成管党治党常态化、治理推进法治化、改革深化稳健化、利益决断公共化，并推动社会治理朝着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政党统合社会”源于中国这一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治理需求倒逼。改革开放以来，从点上看，中国各个地区的社会治理事务普遍显现日趋复杂的态势；从面上讲，这种复杂性与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家紧密关联——人口规模庞大、社会族群多元、观念利益分殊，加之快速工业化的高频度社会流动和不平衡发展，导致社会在很长时间中相对于执政党而言处于模糊化状态——难以实现基于清晰性的有效治理。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党带动社会从传统治理走向现代治理的刚需不断扩展，从而逐渐推进外部主体协同和内部力量整合。

　　“政党统合社会”的关系模式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朝向一条区别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体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推进的制度化、常态化和长效化将持续推动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建构，并朝着党的长期执政和人民群众的福祉实现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见效，并将为观察中国社会治理发展和政治稳健性提供未来的图像，为社会治理的跨界比较分析和理论知识拓展提供新的素材。

　　本文刊登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31卷第5期（2019年10月）P61—69

　　基金项目：2018年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改革开放40年广东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主要实践、基本经验和推进对策研究》(编号：2018107）；2019年度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一般课题《中国超大城市社会风险的技术治理研究——以广州市“雪亮工程”建设为例》（编号：XYYB201918）。

　　作者简介：陈晓运（1985—），男，广东汕头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副教授、副主任，政治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基层党建、城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