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华明：国共合作大革命洪波涌起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    发布时间：2019-08-19

　　中国共产党史话②

　　1923年6月的广州，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暴风骤雨。

　　12日一大早，前后30多人，陆续走向城东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仔细辨认，竟有鼎鼎大名的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初露头角的毛泽东、蔡和森，甚至有大热天依旧西装革履的洋人。他们汇聚羊城，为的是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定调”。

　　最初孙中山对与共产党联合一事，态度并不积极。现实给他上了一课。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在危难中脱险，对他打击很大，陷于苦闷彷徨。共产党雪中送炭，当即发表声明，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谈，孙中山深感共产党人值得信赖，主动邀请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共产国际党员，不能脱去党籍。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共产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因此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仅在四个月前，年轻的共产党也经历了一番教训。“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北洋军阀残酷镇压。骇人听闻的血案，使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只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势单力薄。因此，转为主动自觉地建立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至此，解决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已成水到渠成之势。

　　三大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无太大异议，争论焦点在于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经过气氛活跃的讨论，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

　　1924年1月20日，国共两党同处广东高等师范学院有着高高塔楼的礼堂，召开自国民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新潮流的解释，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批“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并勇于纠正国民党内的错误观点”的共产党员如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阵容为之一新。

　　国共合作实现后，广东成为全国人民希望所系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成为革命运动的中心。全国的革命力量汇聚于珠江河畔、白云山下。在这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获得了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合法权利，如火如荼地发展。广州的街头经常看到红色革命标语，看到高呼革命口号行进的游行队伍。千年古城沸腾了。

　　1924年6月，两党合作在广州黄埔岛创办陆军军官学校，意在仿照苏联红军的制度和党务，建立区别于军阀的新型军队。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将于1924年7月开学的广州农讲所，其全称虽叫“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其创办却是共产党人提议且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到1926年9月，讲习所共办了6届：第一届彭湃，第二届罗绮园，第三届阮啸仙，第四届谭植棠，第五届彭湃，第六届毛泽东。一批批学员从这里奔赴各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自卫军。

　　这是风起云涌的年代。五卅运动、省港罢工，两次东征、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席卷江南半壁河山。以共产党员为主力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锐不可挡。“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从珠江唱到长江，“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的旋律从城市传遍山乡。

　　大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危机也渐趋明朗，南方革命阵营开始分裂。“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逐渐形成蒋介石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的个人独裁，并同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勾结起来。三年多联合阵线的大革命，以蒋介石、汪精卫大举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功败垂成。

　　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以著名的三大起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为代表，到1929年底，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开辟民主与自由的解放道路。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转自：《南方日报》（2019年08月19日第A13版）content_78171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