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参考］怎样做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员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在中央党校任教十八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做党校教员不易，讲课难，要讲好课更难。

         二十五年前曾在高校工作过，也是教书，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压力并不想今天这么大。照理说，十八年教龄已不短，在校内外讲课无数，算得上久经沙场。可到如今，每逢上课却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知别的教员怎样，反正我自己上课的前一晚肯定会睡不好。何以如此？我反复想过，在党校任教虽然也是上课，但却有许多不同于高校的地方。最明显的不同，在高校做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轻学生，有统编教材，目的是传授知识，上课虽未必照本宣科，但那也是一章一节地教，按图索骥，讲得够清楚，学生好考试，就会大受好评。这样两、三个学期下来，教师对教材就差不多了如指掌，讲起来驾轻就熟，自然不会有何压力了。

         与高校不同，党校教员讲授的是专题，专题往往变化快，上下两个学期可能完全不挨边，这样教员总打“游击”，难以进行学术积累。而且专题讲课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得自己写。更困难的是，党校学员不仅学历高，而且长期在第一线摸爬滚打，阅历丰富，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怎会没有压力呢？我认为，要做一个优秀的党校教师，必须要做到这样几点。

        一、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

        所谓“学术功底”，通俗地讲，就是“书底子”。不读大量的收，没有书垫底，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党校任教，大家肯定要读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党校教员应该读哪些书？我个人的体会，最该读的是经典与历史。为何要读经典与历史？因为经典是前人浓缩了的智慧，至少已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打磨，颠扑不破。这样，读了经典，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理论参照。读历史也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历史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教员若不懂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深山里找不见路标，没人给带路，迟早要迷失方向。这样看，一个教员学术功底如何，其实就取决于是否熟读了经典与历史。也许有人问，为何一定要用经典与历史来构筑“学术功底”呢？读当代人的书也不是很有用么？我的回答是，当代人的书当然要读，但却不是构筑“功底”的要素。读今天的论著，虽然可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但这类著作多是一家之言，未经时间考验，日后极有可能被推翻。由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具权威性，所以不能作为观察现实的坐标。而经典与历史不同，经典已经固化了，历史也是死的，无论将来过去多少年多少代，经典不能改写，历史也不会改变。它们是结晶了的智慧与知识，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功底。另一方面，对党校教员来说，唯有读经典与历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在讲台上你才能举重若轻。设想一下，假若讲解某个现实问题，你既有经典理论的指引，又有历史经验的佐证，讲起来你是不是会很自信、很潇洒？所谓胸有读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读得多了，你更加自信，气质也会跟着提升，若再加必要的讲课技巧，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你的课一定是满堂彩。我留心过，有的教员讲课学员不爱听，其重要原因就是既缺乏经典武装，讲不透；又缺乏历史参照，讲不活。这就好比盖房子，若无好的设计图纸，又无砖瓦灰石，怎能把房子盖得漂亮呢？换句话说，如果教员理论上不占优势，与学员在同一平面上说事，你的课是很难博得掌声的。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党校与高校的区别，说党校与高校的区别，是高校注重学术；而党校强调政治。骤然听，似乎是那么回事：但仔细想，却似是而非。党校讲课则是研究问题，没有学术功底是不可能讲好课的。党校姓党，教员当然要守纪律，不可信口开河；但这绝不等于可以忽视学术。政治是什么？中央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是说，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得尊重规律，而学术的本质就是揭示规律。由此看，政治与学术并不矛盾，那种违背规律的空头政治，不要说学员不爱听，我们自己也不爱听，更不会信。

       时常听到有学员抱怨，党校教员讲课容易脱离实际。是的，换个角度，这也正是党校讲课难的原因。党校学员都是党政官员，带着许多实际问题来，而且都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这样期望越高，失望也往往越大。要指出的是，面对学员的抱怨，我们的教员总以为是自己没在基层工作过。这样想也没有错，可并不仅仅如此。理论脱离实际，既有可能是对实际缺乏了解，但也有可能是对理论掌握不透彻。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党校派了不少教员到地方挂职，补“实践”的课。这些教员返校后，有的教学效果是明显提高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讲课却未见有大的改观。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力不够。别的学科我不知，经济学我清楚，像弗里德曼、科斯这样的大师，也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可他们联系实际的水准绝对一流。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功底。有理论在胸，看现实便入木三分；否则，哪怕你触摸到了实际，也往往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党校教师讲课不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许多教员往往是从文件到文件，或者陈述别人的观点，就是不讲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认识，这样就难以让学员信服。这种不足，可以集中概括为三点，一是“空对空”，二是“就事论事”，三是“人云亦云”。

        所谓“空对空”，所谓“空对空”，不是一般的讲空话套话，而是特指用文件解释文件。党校教员有没有这种“空对空”的现象？最近翻阅了一些教员的讲稿，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有的讲稿，通篇都是某文件指出，就是看不到教员自己的分析。殊不知，学员对文件也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件到文件地讲授，教员讲起来空空如也；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别误会，我不是说教员不能讲文件，讲文件是没错的，也应该讲；但学员进党校，不仅是要知道文件怎么讲，还要了解文件为何这么讲？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文件本身，浅尝辄止，学员当然会感觉“空” 、不止渴。

        所谓“就事论事”，我指的是讲现实缺乏理论参照与历史参照，动不动就是“我认为”。这里有个误会，理论联系实际，很多人以为就是对实际开“处方”。有的教员为了急于联系实际，不做理论解析，不做历史比较，一开口就出招。学员说某些教员“情况不明胆子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据我所知，学员并不要求教员直接替他们出招，而是希望学会怎样用理论分析实际。前不久四川一位来党校学习的领导讲，由于公务繁忙，平日很难静下来读经典，来党校是想听教员多讲点经典，充充电。可有的教员呢？却十分热衷看门诊，结果欲速则不达，所出的招不管用，学员反而觉得脱离了实际。

        所谓“人云亦云”，是说我们的教员缺乏独立思考，讲课很少有新话。有的讲稿一用就是两三年，一字不改。讲稿内容，不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是别的专家怎么说，自己好像只是个传声筒，一堂课下来，学员摸不着边际，不知教员到底怎么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教员缺乏理论勇气，怕讲错话，不敢担当；二是对问题研究不深不透，没有主见，讲不出新话，也怕讲出来贻笑大方。古人云，师者，传道解惑。尤其是党校教员，若不下苦功做研究，只是将人家的观点照搬，学员怎会满意呢？设身处地想，假如我们自己去听课，别人尽是陈词旧调，没一点启发，你会怎么想？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员上课时就要把握三个维度，就是要借助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来研究现实维度的问题。如果把理论维度作为纵坐标，历史维度作为横坐标，有了这两个坐标，那么我们就可大致确定现实维度的方位。有个问题需要提点一下，不少人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开药方，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日新月异，总在变化，比如去年房价大跌，今年房价又大涨，若上学期你给学员讲怎么样救房市，这学期又给学员讲如何打压房价，如此联系实际，你疲于奔命，学员也无所适从，到头来怕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授人笑柄。那么究竟该怎样联系实际呢？让我先举个例子吧。比如用枪打鸟，鸟就是我们要联系的那个“实际”，经典就是枪与子弹，而历史经验，就是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才能击中鸟。现在我们有了枪和子弹(经典)，瞄准方法(历史经验)也有了，可就是那个鸟(目标)不好把握，因为鸟是飞动的，活靶难打，怎么办？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等那个鸟停下来，只要它停住，我们就可在固定的位置打固定的目标。问题在于，鸟何时会停下来？会停在什么地方？懂点历史的人知道，鸟通常会在夜里归巢，这样，我们就直接打鸟巢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想说的是，联系实际不必直接联系某件具体的事，而是要联系背后的政策与机制。政策与机制就是那个鸟巢，具体的事会不断变动，可政策与机制相对稳定，只要抓住政策与机制，咬住青山，讲课的针对性照样有，而理论分析的命中率则可大大提高。把理论联系实际定位为理论联系政策(机制)，是我多年来讲课的心得，管用不管用不敢保证，不过若有哪位教员正为联系实际犯难，我想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试的。

        之所以要强调这三个维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教员讲课的思想性确实要比“口才”重要。10多年前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杨春贵副校长就曾对我说过，教员讲课思想性是第一位的，口才在其次。是的，我也有同感。只要你有研究，哪怕有点口吃也无妨，学员也肯定；若对问题无研究，即使你口若悬河，学员也不会认可。事实上，这些年党校有些课学员评价不高，大多不是教员口才差，也不在教员的表达风格。我曾听过张绪文教授的课，也听过陈雪薇教授的课，论风格，两位教授迥异，可学员既欢迎张绪文，又叫好陈雪薇。为什么？说到底学员注重的还是讲课的科研含量。

        三、提高讲课艺术

        讲课有没有艺术这回事？我的看法是当然有。虽然我前面说过，一堂课讲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教员是否有思想，能否对学员有启发，口才在其次。但这并非说口才就无关轻重，相对思想性，口才的确在第二位，不过，一个教员要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两全其美岂不善哉？我们都曾做过学生，撇开大学不说，从小学到中学，为何有些老师讲课我们爱听，有些老师讲课我们却不爱听？照理中小学老师讲的都是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彼此思想性不应有太大差别，可受欢迎的程度为何会不同？说到底，是教师讲课的艺术有高下。其实不止老师，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比如领导作报告，同样讲经济形势，有人讲得妙趣横生，有的人却让人昏昏入睡。我曾听过朱容基总理的报告，观点对错见仁见智，单论讲话艺术，我认为无可挑剔。最近《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在热销，不信你再读读看。实不相瞒，年轻时我十分留意别人的演讲技巧。大学期间，曾读过不少名人的演讲录，不是我追星，而是他们的演讲实在有感染力。也曾试图寻找规律，苦思冥想，可直到毕业仍不得要领。所幸的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时杰教授口才好，操四川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听起来很有韵味。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讲问题总能化繁就简抓住要害，并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也是巧得很，那时我正好看到卡耐基的一本小册子《语言的突破》，一夜间大彻大悟，有如醍醐灌顶。我今天的讲课风格，自认为是得益于《语言的突破》的提点，当然更多是王时杰教授的真传。其实说起来，讲课艺术并不神秘，不过由于人们审美情趣不同，对何为讲课艺术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写文章，文无定法，我们很难说得清一篇文章要按什么标准写，但一篇好文章，却往往又能得到读者的公认。讲课亦如此，虽无一致的标准，但依我多年做教员的经验，有三条我认为最要紧：(1)三个清楚：即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2)深处求新，浅处求胜，通俗地讲就是深入浅出；(3)掌握节奏，推动互动。字面看，这三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要做到出神入化却非一日之功，需反复操练。为表达方便，下面让我分点谈吧：

        第一，三个清楚。我认为这是对教员讲课的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想象，教员自己没想清楚的问题，会给学员讲清楚；退一步，即使教员想清楚了，那也未必能讲明白。因为从想清楚到说清楚，中间有个环节就是写。今天学校为何要求教员写讲义，我想这不单是为了方便学员预习，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教员把问题想透彻。诸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某个问题自以为是想清楚了，可一旦落实到纸上，却发现写不清，写不清怎能说得清呢？

        第二，深处求新，浅出求胜。这是说，在备课写讲稿前，研究要深入，要勇于求新；但在写讲稿或讲课时，语言要浅白，要通俗易懂。牛顿说过，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发现新定律。是的，研究问题应从简单到复杂，想得愈深入愈好。但讲课相反，表达则是愈通俗愈好。大家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看看《邓小平文选》，是不是一读就懂？其实毛主席讲“枪杆子里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虽朴实无华，但道理却博大精深。

        第三，掌握节奏，推动互动。教员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有两个要点：一是讲解的节奏；二是课堂互动。记得卡耐基说过，成年人集中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一个单元。意思是说，超过十五分钟，人的注意力会分散。既如此，那么教员讲课就得把握这个节奏，每过一刻钟，就不妨轻松一下，或讲个笑话，或插入一个小故事。不过笑话与故事要紧扣讲题，不得游离太远；至于推动互动，办法很多，既可向学员发问，也可让学员提问。不过这并不是最好的互动形式，想当年，朱镕基总理来党校讲课，就不曾让学员提问过，可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会意的笑声，这其实也是互动，而且是最高境界的互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得去仿效朱总理，他的演讲极富个人魅力，别人想学也未必学得来。本来，教员讲课就是为了传道，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学员爱听，一切管用的讲课方式应该都是艺术。这样看，东施效颦大可不必，同时我们也用不着把讲课艺术看得太神秘而作茧自缚。

        （摘选自《道与术：如何做好党校教师系列讲座》，“一校两院”深化教学改革课题组编，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