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参考］ 党校教学心得

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

我看“研究式教学”

        不久前延安干部学院陈燕楠一行造访，希望一起探讨如何搞“研究式教学”。有人登门送教，机会难得我们当然不能错过。那天成志先介绍了中央党校的做法，燕楠也讲了他们的有关情况。本来我不打算发言，可大家看我做教员出身，一定要让我说点看法。没准备，即兴讲，言出由衷，结果燕楠说对他有启发。不管是真是假，也许是客套话，不过即便那样我也想写出来与诸位切磋。

       昔日的同窗今天不少在高校任教，每每同学聚会，总有人说他们高校是重学术，党校是重政治。幸好我之前也在高校工作过，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的看法，“党校姓党”，党校教员要重视政治理所必然，没有错，但这绝不意味着就不重学术；而高校重学术，其实也只是针对硕士生、博士生，给本科生讲课主要还是重知识。事实上，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并不低，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高校更高。

       不是我夸大其词，摆明的一点，党校的学员都是高中级干部。非比以往，今天的学员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都有高学历，至少一半以上是硕士，有博士学位的也为数不少。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你应该可以想象党校教员讲课有多难。不信去看看党校每年学员的“两带来”（一个实际问题与一个理论问题），哪一个问题不尖端？若教员无厚实的学术功底，光重政治怕是难以答疑解惑的。

       是的，党校教员不能光重政治，同时也要重学术。于是这就带出了今天的话题，党校如何搞“研究式教学”。这些年，党校的教学改革风生水起，各教研部（所）也各显神通。诸如“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被逐步引入课堂，教学方式别开生面，学员也好评如潮。可问题是这种形式的创新是否就等于“研究式教学”呢？

　    倘若让我说真话，回答是“不一定”。以案例教学为例。几年前本人也曾是案例教学的积极鼓动者，而现在之所以热情不再，是因为当下有些案例课实在缺少“学术”含量，尽管每次学员评分都很高，但我认为那不是对教员的肯定，是学员自己评自己。就好比唱一台戏，教员自己没唱功，当不了演员只报幕，戏唱得再好与报幕人有多大关系？我甚至担心，这样的案例课若是弄多了，长此以往教员讲理论课的武功会废掉。

　    当然。我并不是一概否定案例教学。其实，党校目前有的案例课就很好，不仅学员欢迎，同行专家也肯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员学术功力深，自己有见地。这是说，一堂课是否是“研究式教学”，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要看教员是否有学术框架，是否能将学员带到学理层面对问题作理性分析。另外，研讨式教学、现场教学等也如此，别看教员与学员有互动，但若无学术含量，就事论事，照样也不算“研究式教学”。

　    说了这么多，那么到底何为“研究式教学”呢？依我看，恐怕有四个要素不可或缺。一是问题导向；二是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三是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四是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

　    不错，一堂课算不算“研究式教学”，首先要看它是否从问题出发，针对的是不是大问题。所谓大问题，就是党和政府关心的大事，而且解决起来有难度。如果教员抓不住问题，或者讲的问题只是自己感兴趣而学员不关心，那么你讲课不是无的放矢就是孤芳自赏。所以教员选择问题必须有针对性，最好富有一定的挑战性，否则浅而空，你很难将学员带动起来一起思考。

　    关于学术框架与科研含量，之前我曾有专文谈过，这里不多说。只强调一点，讲课有学术框架不是简单地用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而是指有分析问题的逻辑路径。不少人以为讲课有科研含量就是多引经据典，贴标签，其实这想法是错的。引用经典当然必要，我不反对；但更重要的是要用经典的分析框架推出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这样让学员在接受你观点的同时，也学到分析框架，日后当他们遇到类似问题时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所谓理论维度与现实维度的照应，有两个方面，一是讲理论课要针对现实问题；二是讲现实问题要注重学理分析。总之教员无论讲什么课，理论与实际都不能脱节，要双管齐下相互照应。值得特别提点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有机地联系，既不可牵强附会，也不能讲成两张皮。而且联系实际也不一定要对具体问题开处方，可把重点摆在对体制、政策、社会思潮等的分析方面。这是我们教员的强项，讲课时应尽量扬长避短。

　    还有一点，即国际比较与历史参照。我们今天正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而党校的定位，则又是立足培养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毫无疑问得有国际视野。两年前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所以能从容应对，关键就在政府高层有世界眼光。另外，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教员讲课若能用历史作参照，不仅可鉴古知今，而且会讲得更生动。

　    最后再顺便说一句。对“研究式教学”大家见仁见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一孔之见不见得对。前面说了，我写这篇文章本来就是想与各位切磋，若哪位同仁另有高论就请赐教，我一定会站起来洗耳恭听。

党校讲课“三戒”

　    在中央党校任教十八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做党校教员不易，讲课难，要讲好课更难。二十五年前曾在高校工作过，也是教书，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压力并不像今天这么大。照理说，十八年教龄已不短，在校内外讲课无数，算得上久经沙场。可到如今，每逢上课却仍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知别的教员怎样，反正我自己上课的前一晚肯定会睡不好。何以如此？我反复想过，在党校任教虽然也是上课，但却有许多不同于高校的地方。

　    最明显的不同，在高校做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年轻学生，有统编教材，目的是传授知识，上课虽未必照本宣科，但那也是一章一节地教，按图索骥，讲得够清楚，学生好考试就会大受好评。这样两三个学期下来．教师对教材就差不多了如指掌，讲起来驾轻就熟，自然不会有何压力了。可在党校任教，教员讲授的是专题，题目总在变，没有现成的教材，讲义得自己写。更困难的是，党校学员不仅学历高，而且长期在第一线摸爬滚打，阅历丰富，甚至有的还直接参与政府决策，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怎会没有压力呢？

　    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说党校与高校的区别，是高校注重学术，而党校强调政治。骤然听，似乎是那么回事，但仔细想，却似是而非。在我看来，党校讲课对学术的要求其实比高校高得多。说过了，高校讲课是传授知识，教师即使不做学术，照样可把课讲好。而党校讲课则是研究问题，没有学术功底是不可能讲好课的。“党校姓党”，教员当然要守纪律，不可信口开河，但这绝不等于可以忽视学术。政治是什么？中央讲“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是说，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一个国家要富强，首先得尊重规律，而学术的本质就是揭示规律。由此看，政治与学术并不矛盾。那种违背规律的空头政治，不要说学员不爱听，我们自己也不爱听，更不会信。

　    时常听到有学员抱怨，党校教员讲课容易脱离实际。是的，换个角度看，这也正是党校讲课难的原因。事实上，高校教师也会有脱离实际的现象，他们联系实际的本领未必强过党校教员，可为何学生没有这种反应呢？说起来，这其实不难理解，高校学生没走出过校门，他们关心的是考试，所以老师联系实际的好坏，他们无从判断，也无所谓。而党校学员都是党政官员，带着许多实际问题来，而且都希望在党校找到答案。这样期望越高，失望也往往越大。要指出的是，面对学员的抱怨，我们的教员总以为是自己没在基层工作过。这样想也没有错，可并不仅仅如此。理论脱离实际，既有可能是对实际缺乏了解，但也有可能是对理论掌握不透彻。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年，党校派了不少教员到地方挂职，补“实践”的课。这些教员返校后，有的教学效果是明显提高了，不过也有少数人，讲课却未见有大的改观。为什么？说到底，还是理论功力不够。别的学科我不知，经济学我清楚，像弗里德曼、科斯这样的大师，也不曾在基层工作过，可他们联系实际的水准绝对一流。所以如此．我看还是得益于他们的理论功底。有理论在胸，看现实便入木三分；否则。哪怕你触摸到了实际，也往往是雾里看花，不明就里。

　    党校讲课难，再一方面，就是文风。最近习近平校长强调要树立优良文风，而李景田常务副校长则倡导党校带头。以前我总认为，是领导在台上作报告，需改进文风的是领导，文风改进的重点，是在台上而不是在台下。其实，我们教员平时讲课不也是在台上么？既然在台上，当然也就有改进文风的必要。说我个人的体会，党校教员要改进文风，至少做到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二戒人云亦云。此三点重要，让我展开来说说。

　    所谓“空对空”，不是一般的讲空话套话，而是特指用文件解释文件。党校教员有没有这种“空对空”的现象？最近翻阅了一些教员的讲稿，发现问题还真不少。比如有的讲稿，通篇都是某文件指出，就是看不到教员自己的分析。殊不知，学员对文件也是非常熟悉的，从文件到文件地讲授，教员讲起来空空如也，学员听起来单调乏味。别误会，我不是说教员不能讲文件，讲文件是没错的，也应该讲；但学员进党校，不仅是要知道文件怎么讲，还要了解文件为何这么讲，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若仅停留在文件本身，浅尝辄止，学员当然会感觉“空”，不止渴。

　    所谓“就事论事”，我指的是讲现实缺乏理论参照与历史参照，动不动就是“我认为”。这里有个误会，理论联系实际，很多人以为就是对实际开“处方”。有的教员为了急于联系实际，不做理论解析，不做历史比较，一开口就出招。学员说某些教员“情况不明胆子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批评的就是这种现象。其实据我所知，学员并不要求教员直接替他们出招，而是希望学会怎样用理论分析实际。前不久四川一位来党校学习的领导讲，由于公务繁忙，平日很难静下来读经典，来党校是想听教员多讲点经典，充充电。可有的教员呢？却十分热衷看门诊，结果欲速则不达，所出的招不管用，学员反而觉得脱离了实际。

　   所谓“人云亦云”，是说我们的教员缺乏独立思考，讲课很少有新话。有的讲稿一用就是两三年，一字不改。讲稿内容，不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是别的专家怎么说，自己好像只是个传声筒，一堂课下来，学员摸不着边际，不知教员到底怎么看。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大抵有两方面：一是教员缺乏理论勇气，怕讲错话，不敢担当；二是对问题研究不深不透，没有主见，讲不出新话，也怕讲出来贻笑大方。古人云，师者，传道解惑。尤其是党校教员，若不下苦功做研究，只是将人家的观点照搬，学员怎会满意呢？设身处地想，假如我们自已去听课，别人尽是陈词旧调，没一点启发．你会怎么想？

　    好了，篇幅所限，不再多说。要顺便说明的是，我写这篇文章，并不代表自己就做得好，更非经验之谈。现在改做教学管理，总得做些思考，而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也算是职责所系吧！

论学术功底

       前文说，党校教员讲课需“三戒”：一戒空对空；二戒就事论事；三戒人云亦云。话虽好说，然而知易行难，真正做起来不容易。总地讲，党校讲课我以为要把握好三个维度，即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不结合历史与现实讲理论，理论没有针对性，那是无的放矢；而离开理论与历史讲现实，又难免就事论事，缺乏深度。学员评价某堂课讲得好，通常是三个维度结合得好，否则顾此失彼，就算你口才再棒，学员也会觉得美中不足。

　    之所以要强调这三个维度，是因为在我看来教员讲课的思想性确实要比“口才”重要。十多年前我在经济学部管教学时，杨春贵副校长就曾对我说过，教员讲课思想性是第一位的，口才在其次。是的，我也有同感。只要你有研究，哪怕有点口吃也无妨，学员也肯定；若对问题无研究，即使你口若悬河，学员也不会认可。事实上，这些年党校有些课学员评价不高，大多不是教员口才差，也不在教员的表达风格。我曾听过张绪文教授的课，也听过陈雪薇教授的课，论风格，两位教授迥异，可学员既欢迎张绪文，又叫好陈雪薇。为什么？说到底学员注重的还是讲课的科研含量。

　    言归正传，还是谈“学术功底”吧。所谓“学术功底”，通俗地讲，就是“书底子”。不读大量的书，没有书垫底，就不可能有深厚的学术功力。在党校任教，大家肯定要读书，这点毫无疑问。问题是党校教员应该读哪些书？我个人的体会，最该读的是经典与历史。为何要读经典与历史？因为经典是前人浓缩了的智慧，至少已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打磨，颠扑不破。这样，读了经典，我们就有了看世界的理论参照。读历史也如此。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历史会让我们少走弯路。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教员若不懂历史，就好比行走在深山里找不见路标，没人给带路，迟早要迷失方向。

　    这样看，一个教员学术功底如何，其实就取决于是否熟读了经典与历史。也许有人问，为何一定要用经典与历史来构筑“学术功底”呢？读当代人的书不也很有用么？我的回答是，当代人的书当然要读，但却不是构成“功底”的要素，读今天的论著，虽然可开阔视野，启发思考，但这类著作多是一家之言，未经时间考验，日后极有可能被推翻。由于没有得到普遍认同，不具权威性，所以不能作为观察现实的坐标。而经典与历史不同，经典已经固化了，历史也是死的，无论将来过去多少年多少代，经典不能改写，历史也不会改变。它们是结晶了的智慧与知识，这才是我们做学问的功底。

　    另一方面，对党校教员来说，唯有读经典与历史，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在讲台上你才能举重若轻。设想一下，假若讲解某个现实问题，你既有经典理论的指引，又有历史经验的佐证，讲起来你是不是会很自信、很潇洒？所谓胸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书读得多了，你更加自信，气质也会跟着提升，若再加上必要的讲课技巧，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你的课一定是满堂彩。我留心过，有的教员讲课学员不爱听，其重要原因就是既缺乏经典武装，讲不透，又缺乏历史参照，讲不活。这就好比盖房子，若无好的设计图纸，又无砖瓦灰石，怎能把房子盖漂亮呢？换句话说，如果教员理论上不占优势，与学员在同一平面上说事，你的课是很难博得掌声的。

　    再说“理论联系实际”。上文讲到，教员上课要把握三个维度，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借助理论维度与历史维度来研究现实维度的问题。如果把理论维度作为纵坐标，历史维度作为横坐标，有了这两个坐标，那么我们就可大致确定现实维度的方位。有个问题需要提点一下，不少人以为，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针对具体的事件开药方，其实这种看法是错的。要知道，具体的事件日新月异，总在变化，比如去年房价大跌，今年房价又大涨，若上学期你给学员讲怎么救房市，这学期又给学员讲如何打压房价，如此联系实际，你疲于奔命，学员也无所适从，到头来怕是费力不讨好，甚至授人笑柄。

　    那么究竟该怎样联系实际呢？让我先举个例子吧。比如用枪打鸟，鸟就是我们要联系的那个“实际”，经典就是枪与子弹，而历史经验就是瞄准方法，眼睛、准星、目标三点一线才能击中鸟。现在我们有了枪和子弹（经典），瞄准方法（历史经验）也有了，可就是那个鸟（目标）不好把握，因为鸟是飞动的，活靶难打，怎么办？我想到的办法，就是要等那个鸟停下来，只要它停住，我们就可在固定的位置打固定的目标。问题在于，鸟何时会停下来？会停在什么地方？懂点历史的人知道，鸟通常会在夜里归巢，这样，我们就直接打鸟巢好了。当然，这只是一个比方。我想说的是，联系实际不必直接联系某件具体的事，而是要联系背后的政策与机制。政策与机制就是那个鸟巢，具体的事会不断变动，可政策与机制相对稳定，只要抓住政策与机制，咬住青山，讲课的针对性照样有，而理论分析的命中率则可大大提高。

　   把理论联系实际定位为理论联系政策（机制），是我多年来讲课的心得，管用不管用不敢保证，不过若有哪位教员正为联系实际犯难，我想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试的。

向经典学什么

　    原本是想写“怎样导读经典”，可动笔前却忽然改了主意，决定还是从听课者的角度谈，说说向经典学什么。所以这么做，一是自己虽从教近二十年，资历不算浅，但党校藏龙卧虎，写“怎样导读”有说教之嫌，不妥，也不敢；二是我曾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与学员朝夕相处，知道当时同学对讲经典有何期待，而这些并非所有教员都了解；三是先说向经典学什么再谈怎样讲，这样也似乎更加顺理成章。

　    关于怎样学经典，当下有个流行说法，就是要学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读大学起我就听到这样的教诲，但在今天看，这说法虽不全错，但也不全对。比如以“学立场”为例，立场是指人们的利益站位，即代表谁说话。这样看，马恩经典作家的立场无疑是站在工农大众这边，学习他们的立场当然没问题，不仅应该学，而且必须学。可问题是除了马恩经典外，学界还有许多其他经典，这些经典我们要不要学？如果要学，是否也包括学习他们的立场呢？

　    这样提问，并非刻意吹毛求疵。举我知道的例子。凯恩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学界公认的经典，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人说，凯恩斯写此书是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服务的，对此我不怀疑。可是《通论》不仅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国策，而且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危机时，我们中国也借鉴了。这怎么解释？看来，学经典未必一定要赞同作者的立场，只要它提供的分析工具有用，我们也可以学。

　    再说“学观点”。学经典当然要重视学观点，但要指出的是，经典的观点都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并按一定的逻辑框架提炼的，如果今天的条件仍与历史相若，经典的“观点”就得坚持；但若不是这样，那么就得结合实际加以修正，不可照搬。近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说，某部经典的某个观点错了。其实。如果你再去细读文本，并从作者的分析前提出发，依照经典的学术框架，会发现作者的推理并没有错。你所以认为错，不过是约束前提变了。

　    比如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可当前中国实行的并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而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是否证明马克思的观点错了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的分析前提是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而中国现阶段却是多种所有制并存。前提不同，推论当然不同。毛泽东曾提出反对教条主义，陈云也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体会，他们绝不是反对学经典，而是强调要立足实际，不要固守经典的某个具体观点与词句。

　    至于“学方法”，原则上我赞成，但需要分层次。一般地讲，方法有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即世界观，比如学马恩经典，重点要学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而对其他经典中的唯心主义东西，就不能学；二是学理层面，即经典的学术框架与推理的逻辑路径；三是技术层面，这主要是指具体的分析手段，比如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定量分析等。个人以为，领导干部学方法，关键是学前两个，那是“论”与“道”；技术方法属“技”和“巧”，也可以学，但不能喧宾夺主。

　    以上说的是怎样学经典，若转从教员的角度看，那么经典该怎样讲呢？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情况要先明确：第一，党校学员不同于高校学生，学生以读书为天职，而党校学员主要职责是工作而非读书；第二，党校的学制短，教学时间有限。高校讲一部经典通常会用上一学期，甚至一学年，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读文本；而党校不同，讲一部经典通常只用两小时，学员也不可能通读文本。由此决定，党校讲经典就不可能像高校那样一章一节地讲，那样既不必要，也不现实。

　    然而困难在于，讲经典必须贴近文本，不贴近文本，教员很容易把经典讲成概论；可要完完全全照文本讲，教学时间又不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办？思来想去，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抓重点，即既贴近文本，而又不面面俱到。这几年我在党校听过不少课，很多老师过去其实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的关键，是要研究重点该怎样抓。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有三个方面我认为重要，让我分点说：

　    其一，要先交代经典针对的问题与背景。一部经典得以传承，一定有它的针对性，不可能是无病呻吟。既如此，那么教员讲经典就得先告诉学员作者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为何要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怎样。这么做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有助于集中学员的注意力，让学员带着问题听课。但要注意的是，背景介绍的话语不能太多，要反复锤炼，引人人胜；不然泛泛而谈，头开不好，学员没了兴趣后面就难以驾驭了。

　    其二，要讲清经典的核心观点与学术框架。党校授课时间有限，在课堂上只能讲核心观点。为把学员带入文本，教员一方面要依托经典本身的学术框架（推理路径）讲，同时，整个推理过程也要紧贴文本，要善在关键处引“原文”。这样才能把推理过程变为导读过程，让学员不仅明白经典的“观点”从何而来，而且能学到经典的分析框架。

　    其三，要联系实际并有自己的观点。学理论要管用。理论不管用，你讲得天花乱坠也不会有人爱听，所以讲经典必须联系实际。不过联系实际不能强行对接，既可联系工作实际，也可联系思想实际。另外，教员讲经典还得有自已的观点，评论经典不要说套话，要重点指明经典的前提与今天的实际有何异同，哪些结论应坚持，哪些结论应发展、怎么发展。

　    教员若能把握这一条，经典就应该算讲清楚了。当然，讲经典仅仅只是清楚并不够，还得有适当的讲课艺术，语言要尽量通俗，难懂的地方要举例子。总之，经典不仅要讲清，而且要讲活，唯有这样，经典课才可能成为党校品牌，大放异彩！

论学术框架

　    曾撰文谈“学术功底”，本文再说“学术框架“，两者有联系，但不完全是一码事。我自己的体会，当好一个党校教员，讲课必须要有学术框架，否则信口开河．满嘴跑马，别人怕是难以拿你当专家的。尤其在中央党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很特殊，不仅见多识广，而且也都能说会道。他们进党校学习，不是对问题没思考，而是想听听教员的理论讲解，当教员的若无学术框架，就事论事，怎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时常听学员讲，党校教员的优势是懂理论。何为懂理论？说白了就是有学术框架。不错，这正是我们教员讲课与领导干部作报告不同的地方。比如同样讲中央文件，领导干部重点在传达中央精神，部署落实；而教员则侧重学理分析，不仅要讲中央精神是什么，而且要回答为什么，即重点在分析中央精神背后的学理根据。换句话说，党校教员讲课区别于领导干部讲话，关键在教员有专家视角，不是简单地用文件解释文件，而是力求从学理上讲深讲透。

　    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学术框架呢？我理解的学术框架，一句话，就是学者观察世界的理论坐标。不过它不是指某个点，而是一个参照体系。举个例子，历史上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何以能得心应手？绝对不是因为他肯用蛮力，而是熟知牛的生理结构。再比如画画，一个画家要把人画好，了解人体结构比例便是基本功。教员讲课也如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若不先找到学术框架，讲起来就会没章法，学员听起来当然也就懵懵懂懂不得要领了。

　    还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吧。当年读大学，课余时间几乎全泡在图书馆读期刊。那时候有件事让我很困惑，就是读张三的论文觉得张三对，读李四的论文觉得李四对，而张三与李四的观点大相径庭我却无从判断对错。为此，我曾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怀疑过自己是否适合做学问。到了大二，斗胆把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老师，老师说：那是你没读经典，没有学术框架。一语点醒，从此我改弦易辙，埋头读经典。几年寒窗，果然自已对许多问题渐渐有了判断。

　    是的，无论我们做研究还是讲课，都得有学术框架。没有学术框架，看问题就如老虎吃天，往往无处下口。说得再形象点，学术框架就好比一张交通图。你要去天安门，从颐和园出发怎么走？假如你手里有交通图一看便知。这是说，若有学术框架在胸，分析问题也就有了逻辑路径，这样我们不仅不会迷失方向，而且可以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即便不小心走错了，也能按学术框架随时校正，至少不会闹出南辕北辙的笑话来。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问，学术框架既然如此了得，那么框架从何而来呢？我的回答是，假若你天赋足够高，又有深厚的学术功力，你可以自己建框架。但若非如此，则另有一条捷径，去借用经典著作的框架。我们说，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首先是它结晶了前人的智慧，经历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考验，颠扑不破；同时经典还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古往今来，没有学术框架的论著，哪怕曾经轰动一时，但大浪淘沙，最终很少有立得住的。

　    我这样讲，当然不是说有学术框架的著述就一定能成经典。我的意思是，被传承的经典，一般都有学术枢架。以经济学为例，亚当·斯密研究分工与贸易，用的就是绝对成本的框架；而李嘉图用的则是比较成本的框架；马克思研究剩余价值，用的是“商品二因素与劳动二重性”的框架；而庇古研究社会福利，用的则是收入均等化的框架；再有，马歇尔研究价格，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框架，而凯恩斯研究就业，用的则是宏观总量平衡的框架。

　    不用再举例，经济学是这样，其他学科的经典我想也如此。所以要想掌握学术框架，只有多读经典，舍此无他。经典读得多了，日积月累，你知道的学术框架才会慢慢多起来，碰到问题，你才能随手拈来，游刃有余。想想看，当下党校真正叫得响的教员，有谁是不重视读经典的？最近我们正在选编中央党校“老讲稿”，我发现，建国初期党校的那些名师不仅个个熟读经典，而且讲课的学术框架也都非常清晰。他们讲课受欢迎，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吧！

　    另外还有个问题，本不必说，但细想还是说说好。上文提到，但凡经典皆有学术框架，可经典著作很多，教员讲课如何选择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则。首先，要先选本学科经典。对一个问题，不同学科经典的分析框架往往不同，教员备课最好选本学科的经典。不是别的学科经典不能用，而是隔行如隔山，用起来未必顺手。其次，要找准问题对应。即是说，你分析的问题要与经典所分析的问题类同，不然张冠李戴，反而容易弄巧成拙。

　    最后说一句。学术框架是我们做教员的必备工具，也是看家本领。古人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假如你现在讲课还没有学术框架，不要紧，也不必懊恼。只要从今天起重视起来，虚心向经典学习，向同行学习，下足功夫，待以时日你必有意外的惊喜：不仅课会讲好，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不信你就试试看！

关于讲课艺术

　    讲课有没有艺术这回事？我的看法当然有。虽然我曾说过，一堂课讲得好不好。首先要看教员是否有思想，能否对学员有启发，口才在其次。但这并非说口才就无关轻重，相对思想性，口才的确在第二位，不过，一个教员要是既有思想，又有口才，两全其美岂不善哉？

　    我们都曾做过学生，撇开大学不说，从小学到中学，为何有些老师讲课我们爱听，有些老师讲课我们却不爱听？照理中小学老师讲的都是教科书，是传授知识，彼此思想性不应有太大差别，可受欢迎的程度为何会不同？说到底，是教师讲课的艺术有高下。其实不止老师，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多的是。比如领导作报告，同样讲经济形势，有人讲得妙趣横生，而有的却让人昏昏入睡。我曾听过朱镕基总理的报告，观点对错见仁见智，单论讲话艺术，我认为无可挑剔。最近《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正在热销，不信你再读读看。

　    实不相瞒，年轻时我十分留意别人的演讲技巧。大学期间，曾读过不少名人的演讲录，不是我追星，而是他们的演讲实在有感染力。也曾试图寻找规律，苦思冥想，可是直到毕业仍不得要领。所幸的是，读研究生时我的导师王时杰教授口才好，操四川口音，说话抑扬顿挫，听起来很有韵味。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讲问题总能化繁就简抓住要害，并恰到好处地给出例证。也是巧得很．那时我正好看到卡耐基的一本小册子《语言的突破》，一夜间大彻大悟，有如醍醐灌顶。我今天的讲课风格，自认为是得益于《语言的突破》的提点，当然更多是王时杰教授的真传。

　    其实说起来，讲课艺术并不神秘，不过由于人们审美情趣不同，对何为讲课艺术难有统一的标准。就像写文章，文无定法，我们很难说得清一篇文章要按什么标准写，但一篇好文章，却往往又能得到读者的公认。讲课亦如此，虽无一致标准，但依我多年做教员的经验，有三条我认为最要紧：（1）三个清楚，即想清楚、写清楚、说清楚；（2）深处求新，浅处求胜，通俗地讲就是深入浅出；（3）掌握节奏，推动互动。字面看，这三条简单得令人吃惊，但要做到出神入化却非一日之功，需反复操练。为表达方便，下面让我分点谈吧：

　    第一，三个清楚。我认为这是对教员讲课最起码的要求。不能想象，教员自己没想清楚的问题，会给学员讲清楚；退一步，即便教员想清楚了，那也未必能讲明白，因为从想清楚到说清楚，中间有个环节就是写。今天学校为何要求教员写讲义，我想这不单是为了方便学员预习，更重要的，是要督促教员把问题想透彻。诸位应该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某个问题自以为是想清楚了，可一旦落实到纸上，却发现写不清。写不清怎能说得清呢？

　    写到这里，有个现象要说一下。当下我们有的教员讲课只注重PPT（课件），却不重视写讲稿。事实上，讲稿比PPT重要得多。写讲稿的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过程，不下功夫写讲稿，研究做得不扎实，PPT再花哨有何用？徒有其表，课不可能讲得好。经验说，教员即使能把问题百分百讲清楚，学员也只能理解百分之九十；教员若只讲清百分之九十，学员则只能理解百分之七十；教员要是一知半解，那么学员一定是不知所云。由此看，教员要讲好课，写讲稿绝不可敷衍，只要讲稿真写得好，哪怕你在台上念，我想学员也不会给低分。

　    第二，深处求新，浅处求胜。这就是说，在备课写讲稿前，研究要深入，要勇于求新；但在写讲稿或讲课时，语言要浅白，要通俗易懂。牛顿说过，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可发现新领域；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可发现新定律。是的，研究问题应从简单到复杂，想得愈深入愈好，但讲课相反，表达则是愈通俗愈好。真佛只说家常话。大家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看看《邓小平文选》，是不是一读就懂？其实毛主席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讲“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语言虽朴实无华，但道理却博大精深。

　    关于讲课艺术我自己有一点体会，就是要把讲理论与讲事件结合起来。一堂课两小时，假若从头至尾光说理论，课堂会显得太沉闷；但若通堂都讲事件而不讲理论，学员又会感觉肤浅。而且还有个技巧，就是要善于用小事件来讲大道理，比如亚当·斯密讲分工理论，用的就是工厂制针的例子；科斯讲产权理论，用的是工厂排污的例子。别看这些例子很平常，但你若能用好这些例子，讲起课来将有如神助。

　    第三，掌握节奏．推动互动。教员讲课要注意调节课堂气氛，有两个要点：一是讲解节奏；二是课堂互动。记得卡耐基说过，成年人集中注意力一般每十五分钟为－个单元。意思是说，超过十五分钟，人的注意力会分散。既如此，那么教员讲课就得把握这个节奏，每过一刻钟，就不妨放松一下，或讲个笑话，或插入一个小故事。不过笑话与故事要紧扣讲题，不得游离太远。至于推动互动，办法很多，既可向学员发问，也可让学员提问。不过这并不是最好的互动形式，想当年，朱镕基总理来党校讲课，就不曾让学员提过问，可大家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与会意的笑声，这其实也是互动，而且是最高境界的互动。

　    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家都得去仿效朱总理，他的演讲极富个人魅力，别人想学也未必学得来。本来，教员讲课就是为了传道，只要能把问题讲清楚，学员爱听，一切管用的讲课方式都应该是艺术。这样看，东施效颦大可不必，同时我们也用不着把讲课艺术看得太神秘而作茧自缚。

　    （节选自王东京著：《我的教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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