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党校学人在改革开放中的探索——《南粤党校》报记者张东霞访宋子和教授

   记者：回顾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广东学者在经济领域的大胆探索功不可没。我校教师在广东改革开放的理论探索中是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宋子和：是的。正如汪洋同志所概括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理论创新的热土”。广东先行一步实行改革开放，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打开缺口进行实践探索，这就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新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所以，广东经济学人就必然在这个方面走在前面。60年代初，我校经济学者卓炯在全国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我校教师们和广东的经济学者们一道，立足于广东的现实，探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先行一步，在所有制、市场经济、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理论创新，为促进我国、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者：今年，广东省经济学界在我校召开纪念卓炯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缅怀这位经济改革开放理论的先驱者。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否为后来广东经济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

       宋子和：广东能够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地发挥作用，离不开卓炯的开创性贡献。卓炯同志于1958至1972年担任我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1961年他在厦门大学刊物《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申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概念，由此发起了他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挑战。1980至1981年春，他撰写《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一文，针对当时流行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两个结合是一个进步，但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应该更加强调价值规律、市场调节的作用。卓炯的观点在广东经济理论界以及党政干部中都有深刻的影响，为广东经济理论界进行市场经济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

       记者：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一个披荆斩棘、勇闯“禁区”的艰难过程。同样地，广东的学者们在理论探索中是否也遇到过无数的困难与挑战，你们是怎么顶住压力、勇敢前行的？

       宋子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提出对外开放、成立经济特区。特区创立之初，在全国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与否定,甚至批评特区是“新殖民地”和“租界”。当时，我校教师们深入调研，撰写文章支持对外开放，批驳“特区是新殖民地”的错误看法，论证试办特区的正确性。

       1988年1月至12月，由广东经济学会发起并联合广东省委党校、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省、市6个研究单位，举办了6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系列研讨会，并于年底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一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左”倾思想回潮，市场经济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我还记得当时赴浙江参加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我校梁钊同志在大会上发言，有人却批评广东的做法，认为广东当时已经“走到了资本主义的边缘”，要“悬崖勒马”。我听后临时调整了自己的发言稿，在会上理论结合实际，对这些观点给予了反驳。

       1993年到1994年，广东顺德进行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内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一改革引起了省内、国内一些人的反对，说顺德的改革是“改公有制为私有制”、“改掉了社会主义，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广东经济学会几位学者到顺德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赞扬他们敢于改革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并以各种方式宣传他们的改革经验，同“反对者”进行了辩论。同年，在广东省省长与专家座谈会上，我旗帜鲜明地支持顺德改革，对此，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同志现在还记忆犹新。

       （原载2008年12月25日《南粤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