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炯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永留史册

黄灼明

       我认识卓老是先文后人的。1983年春，我和黄标熊老师相会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资本论》研讨会。”其时，我们两人分别是湖南与广东两省《资本论》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就在这次难得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卓老的文章（卓老本人因故未到会，文章是广东代表带来的），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论点，感到很有创意，也为之震动和深受启发。我利用休会时间专门找到黄标熊老师详谈。标熊老师热情地介绍卓老的主要学术观点和学者风范，使我对卓老的人品、学品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广东工作后，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卓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他的人品和学品的认识。

       卓老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他的模范作用在哪里？我体会，卓老的模范作用集中体现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他是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论断的经济学家，并写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论的首篇文章。卓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探索了几十年，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为发展当代中国的经济科学，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多年以来，我不断思索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首先要在“理论基石”和“理论核心”方面进行创新，即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方面进行创新，这是首要而根本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才是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一步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

       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驱、著名经济学家卓炯（1908-1987年）的理论贡献，最重要之点正是在“基石”和“核心”方面进行了重大创新。他深刻地论证了所有经济范畴都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和统一，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资本主义的“特殊”中解放出来，变成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性范畴和理论，从而使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狭义走向广义。也正是这个“基石”和“核心”的创新，使卓老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理论先驱。

       早在1961年，卓炯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此结论正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所说：“这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卓老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探索了几十年，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他的商品经济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

       卓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研究及其卓越成果，关键的一点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与特殊辩证统一的科学方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一方面研究一般劳动过程，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研究每个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形式，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描述一般劳动过程的经济学范畴，卓炯称为社会形式范畴；描述生产方式独特的历史形式的经济范畴，卓炯称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以此观点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的有机结合的理论体系。卓炯强调，《资本论》只要脱去资本主义形式，就是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体系，也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为基础，加上社会主义的形式，形成一般劳动过程范畴与社会经济形式范畴有机结合的体系，就可以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卓炯经济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主线鲜明、贯穿始终、立论彻底。他紧紧抓住了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线和关键，矢志不移地进行探讨，最后把自己的代表作定名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在以后的文章中，一再申明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卓炯以上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传统的狭义理解中解放出来，创新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可以说，卓老是广义劳动价值论和广义剩余价值论的主要奠基者，以卓炯为主要代表的岭南经济学派的最大理论创新就是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从狭义推向广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劳动的新变化，劳动价值理论有了新的实践土壤，为它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概括起来，其实质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理由有以下三条：首先，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因为在当今世界上，劳动价值理论既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第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第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

       随着广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出现，剩余价值理论也必然从狭义走向广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表明，剩余价值范畴绝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范畴，而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共性范畴。这点早已为卓炯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阐明。卓老从1980年写作的《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到1984年发表的《三论剩余价值》，历时4年，对剩余价值范畴的“一般”与“特殊”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剩余价值再认识就是分清剩余价值一般和特殊。剩余价值一般是扩大商品生产的共有范畴；剩余价值一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取得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就是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剩余价值一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已经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是工人为社会的劳动。卓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的剩余价值称为无偿占有价值，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的特殊称为公共必要价值。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和提高。我们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背靠马列，面向实际，勇于实践，善于借鉴，认真总结，敢于突破，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创新研究。

       今天，在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卓炯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继承卓炯的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精神，把开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研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07年11月）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退休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原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