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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米修斯的微笑——卓炯在党校

杨永华著《卓炯传》摘编

 

 一代大师诞百辰,学人云集缅其功;

 市场经济先倡导,解放思想早践行;

 奉献精神奉人类,创新成果创繁荣;

 莫谓理论皆灰色,真言一句价连城。

 ——选自黄铁苗《纪念卓炯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的记忆回到1958年。

 这一年的6月,卓炯从广州市委宣传部调入中共广东省委中级党校(1972年2月改名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

 卓炯在党校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探索真理从没有捷径可走。

 大饥荒年代党校的这段艰难岁月,让卓炯成为了孤独而固执的探索者。在党校,卓炯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到了兴宁、揭阳、德庆等地做社会调查;在德庆凤村,以“于凤村”为笔名发表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公共必要价值”、“扩大商品经济”等著名论断,中国思想史上响起了来自凤村的惊雷。在南粤摇篮,出了一位中国商品经济理论伟大的奠基者

 

 兴宁炼钢

 卓炯到党校工作时,已经过了50岁,到了古人所谓知天命的时候,但他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勤奋地工作着。卓炯对学员所作的学术报告,每一讲都认真准备,写成讲稿,打印出来发给学员研究。

 在党校讲了几年课,印发了不少讲稿。卓炯根据年青教师的不同特点,亲自出科研题目,指导写作论文。青年教师发表的不少论文是在卓炯指导下完成的,有的几乎是逐句逐字修改而成的,论文发表时年青教师往往希望能署上卓炯的名字,然而卓炯从来不愿意署名。卓炯发表的论文都是他一个人写作,从初稿到抄正,不要年轻人代劳。

 卓炯对工作很负责任,谦虚、谨慎,热心扶植青年教师,成为青年教师的榜样,青年教师都把卓炯当作他们尊敬的导师。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开始兴旺起来,教师增加到23位,科研成果越来越多。

 卓炯调到广东省委党校,大跃进正在兴起。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大跃进就像排山倒海般的浪潮席卷了神州大地。

 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八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到了9月,全国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不少地方实行吃饭不要钱,吃公家大食堂,甚至认为这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新气象。

 秋天,卓炯与广东省委党校的一些同志到兴宁县大炼钢铁。卓炯参加大炼钢铁的劳动十分投入,与年轻人一样,敲碎矿石,不怕累,不怕苦,整天劳动。

 为了落实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1959年2月28日和3月4日,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经济学会和《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卓炯在座谈会作了题为《充分发挥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积极作用》的发言,开始探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

 1959年4月下旬,上海召开了解放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出席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有245人,提交大会的论文有54篇,调查报告23篇,大会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及计件工资问题。1959年、1960年的《经济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了于光远、孙冶方、骆耕漠、薛暮桥、王学文、胡绳等著名学者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学术论文。

 这一切充分说明,从全国的学术形势和政治形势来看,都是研究商品经济理论的大好形势。卓炯在这种形势鼓舞下,选择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理论问题进行研究。

 

 揭阳调查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半段的八个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过程中产生的负面问题,就是反左。

 秋天,卓炯到揭阳县新炕公社棋盘大队考察,已经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产生不少负面问题。

 当时一位陪同卓炯到揭阳考察的同志回忆说,揭阳县委书记是卓炯的学生,他很想拿一些东西来招待老师,可是实在拿不出东西来。卓炯看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后农村经济的严重衰退,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直言不讳地说,原来那里小商品、小手工业品是很多的,现在没有了。“要搞商品经济,要长期搞下去。”卓炯把商品经济理解为社会分工体系,所以,不搞商品经济,就是不搞社会分工,不搞社会分工,当然就没有东西了。这些调查活动对他的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最后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工业生产大跃进,农业生产也要大跃进,在虚报浮夸风的氛围下,各地提出了大跃进的粮食产量指标,各地报道放高产卫星的消息。河南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福建花生亩产达到1万多斤。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年底算账派输定了》、《祝早稻棉花双星高照》等社论,批判“算账派”,“定局论”,认为农业高产卫星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地的产量是由人的胆量决定了的”。“只要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卓炯深入实际发现了大跃进高潮中放卫星的真相。一些所谓高产田,原来是把其他地块的稻谷堆放在一块地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奋斗了数十年的革命者,心中的困惑无法解决。他从这些现实生活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深感忧虑。

 卓炯考察中得到的实际材料,经过理论加工,融进了他的讲稿,这使他讲的课异常贴近实际。

卓炯在讲到总路线时作了独特的解说。他说,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完全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生产的产品当然越多越好;生产就是劳动时间的耗费,生产时间越少表示劳动耗费越少,当然越少越好;好就是产品的质量高;省,就是节省原材料,节省原材料表示降低成本,越省越好。他没有按照当时的形势讲保卫总路线,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这样,卓炯的讲课往往要受到批评,只好请另外一个人出来讲课,表示“消毒”。

 当时,党校老师们戏称这种“消毒”为“二台戏”,有时甚至讲“三台戏”。

 

 凤村惊雷

 1961年,卓炯充分论证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一组论文,终于公开发表了,沉闷的中国经济学园地响起了来自凤村的惊雷。这一年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取得突破性转变的一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将会记下这一年。

 卓炯在1961年5月至1962年底,参加整风整社运动。他带领广东省委党校的一批教师,先后去过南风公社、播植公社、九市公社,最后到凤村公社,帮助公社干部工作,摆脱大饥荒。

 卓炯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公开发表,是以于凤村的笔名出现的。

 于凤村这个名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广东经济学术界朋友作各自的猜测。卓炯作了解释,“我在德庆县凤村公社搞整风整社运动期间写了一些论文,署名‘于凤村’,表明论文是在凤村写作的。”这至少表明凤村公社的情景在卓炯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成为他坚持商品经济理论的现实基础。

 卓炯在凤村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几次说过,“我参加了整风整社运动,深深感到许多东西农民不生产了,市场供应非常紧张,有钱买不到东西。但农贸市场一开放,市场马上活起来。”署名于凤村的论文在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凤村属于德庆县,德庆县位于西江中游北岸,是丘陵和河谷交错,以山地居多的山区县。

 凤村在1959年建立了人民公社。凤村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是不少的。然而,凤村当年饿死了不少人。卓炯在凤村公社,果断地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推行产量责任制;第二,积极发展农贸市场。这两大措施对于凤村公社走出大饥荒发挥了积极作用。人民公社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劳动管理极为混乱,因而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这是人民公社搞不好的根本原因。产量责任制是克服人民公社劳动管理混乱的根本措施。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工,人民公社只能搞商品生产,除了满足社员自身需要的农产品、种籽和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外,剩下的农副产品应当进入市场。这样就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走出大饥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英德“五·七干校”里,一直把这两个正确的措施当作修正主义罪行进行批判,卓炯不得不多次作违心的检讨。

 在当初那种“左”的思潮影响下,卓炯的正确想法也是无法推行开来的。卓炯也深知这一点,他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探索,当进行产生大饥荒原因的理论探讨时,对年轻教师说:

 我们既要帮助干部们工作,做好一切事情,同时,我们还要进行理论研究,要说清楚饥荒是怎么产生的。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

 “饥荒的原因是人多,粮食少,人多不够吃就产生了饥荒。”有人相信当时流行的说法。

 “人不是今天一下子多起来的,为什么以前不发生饥荒,而今年发生饥荒。显然人多不是根本原因。”卓炯反驳这种流行观点。

 “根本问题是经济结构发生了问题,不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而是按照重、轻、农的次序安排生产。”卓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卓炯的观点是正确的。

 1958年提出“钢铁元帅升帐”,结果造成其他产业都让路的局面,包括农业,这样必然使农业遭受严重损失。以致1958年秋天,不少地方庄稼长熟了,倒在田里没有人收割,烂掉了。

 “西江水灾严重,才造成德封县饥荒。”又有人说。

 “没有根据说明今年的水灾特别严重。”卓炯据理批驳

 卓炯并不回避在整风整社中看到的社会现实问题,追求真理,敢说真话,不浮躁,不放学术“卫星”,这是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学术品格。

 党校老师下乡参加整风整社的生活相当艰苦。廖烈坤老师告诉我们,他们每顿饭只有米一两二钱八。这是按十六两一斤的计量单位,合10两制的0.8两。用0.8两米煮粥,放进大量的代食品。最主要的代食品是番薯藤。在大饥荒年代,番薯叶、蔓是上好的代食品。广东天气热,番薯生长很快。但是长期吃番薯,出现了浮肿病。最后,工作队回到省委党校时,队员百分之百的生了浮肿病。

 大饥荒的情景和双脚浮肿的人民让卓炯在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在狂风骤雨中走向了实事求是的理性河流,发出了跨越时代振聋发聩的声音……

 “商品经济万古长青”这个提早了23年横空出世的声音,注定了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艰难的穿越。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人们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者”来赞扬这位卓越的理论家时,他却微笑地说了句——“我的研究终于跟上党的步伐了”。(整理:沈舒)

 ——文献来源:《卓炯传》,杨永华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附:卓炯工作经历

 卓炯,原名卓钢,笔名于凤村、孟光,1908年出生,湖南省慈利县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58年调入中共广东省委中级党校(广东省委党校前身),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0年7月,党校停止办班,教师和学员到罗定县和德庆县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卓炯先后去过南凤公社、播植公社、九市公社,最后到凤村公社,在这期间,他以“于凤村”笔名,写下一组关于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文章,成为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奠基者。1987年6月,卓炯在广州逝世。

原文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0年第6期。《卓炯传》作者杨永华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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