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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哲学追求

梁  钊

 

  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导者和先躯,对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作出巨大贡献。198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等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当选党的十三大代表。我于1997年他诞辰90周年、逝世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南方经济》1997年第一期,题目叫做《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讲一讲卓炯老师,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执着探索和追求。

 卓炯是中国共产党较早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31—1935年他进入中山大学攻读社会学,毕业后在广东学海书院攻读研究生。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投入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1946年又回到中山大学,担任社会学和经济学教师。他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知识渊博,称得上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这是因为:

 第一,他从事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震撼世界的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全世界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兴起,专制、暴力、侵略、掠夺横行;另一方面,中国抗日救亡对世界影响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民主联盟逐步形成,和平、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人权思潮得到广泛传播,黑暗与光明、反动与进步界限分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取得突破性成功,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大大发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得胜利。所有这些,使卓炯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方面更加成熟。

 第二,他从事社会学、经济学的学习与教学多年,获得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广泛知识,以及人类文明的创造的丰富成果。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同国内著名文化人,如周谷城、邓初民、杨东莼、王亚南、张栗原、肖隽英等的交往、切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与经验。

 第四,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刻苦攻读马列原著。抗战时期他在中山大学教授社会学与经济学期间,负责联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王亚南教授,密切合作,在教学和科研中,对《资本论》作了深入系统的钻研。《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卓炯认为贯串其中的是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特别重视研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并以它为指导,发表了许多文章,特别是撰写了一批关于劳动价值的著作与笔记。

 卓炯在学术活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重视在精通和运用上下功夫。基于他长期对《资本论》的研究,他认为能够贯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学说。他坚持实践第一观点,早在1961年就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全面分析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理论,一方面还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后者特别重要,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关于共性与个性、一般性与特殊性这一事物矛盾精髓的理论,使用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巧妙地解决了研究经典著作中关于商品理论的难题,合乎逻辑地回答了消灭私有制和商品价值消亡的问题。他认为:“广义的商品经济是和生产方式没有联系的,只有狭义的商品经济才和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所谓广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商品经济的一般,所谓狭义的商品经济也就是具有一定社会形式的商品经济,如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广义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般,它是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只要社会分工、交换存在,广义的一般的商品经济就不会消亡。商品经济一般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人批评我是商品万岁论。很荣幸,我就是广义商品万岁论的倡导者。

 他以惊人的勇气,运用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普遍性、社会形态决定商品经济特殊性的新观点,否定了斯大林关于两种所有制形式是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原因的观点,批评斯大林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错误。他同时否定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论断,认为这是主观臆造的,因为计划是主观的而市场是客观的。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自觉掌握好价值规律,就可以把市场调节好,市场调节搞好了计划也在其中了。实践一再证明卓炯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超前的。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任务艰巨,纷繁复杂,但都离不开运用价值规律对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巧妙地运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卓炯在欣喜的同时,还大胆地超前地指出了《决定》的不足:《决定》仍然保留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不是商品的观点。

 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左”的错误的二十多年里,在迷信盛行、舆论一律、意识形态专制的压力下,最容易出现盲从、跟风。难能可贵的是,卓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在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批判的时候,仍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无私无畏、敢讲真话、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优良学风和高尚品德。

 卓炯认为敢讲真话是对一个党员的起码要求。他身体力行。在大跃进大炼钢时他到兴宁,十分认真地考察土高炉炼铁,成功的时候十分欣喜,研究如何磨好铁矿石。当大炼钢铁造成稻谷无人收受损失就及时向县委反映,当知道领导也在支持弄虚作假大砍森林、大放卫星时,他则忧心忡忡。

 1960年因大跃进、公社化造成惨痛损失,人民生活困难到了极点,不少地方断粮,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这时卓炯参加了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整风整社运动。为了纠正错误,党中央重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放宽政策,下放体制,取消大食堂,农民恢复了自留地,农村恢复了农贸市场。他同工作队一起尽管生活困难,但却十分乐观,充满信心。在帮助农村纠正错误,恢复生产的同时,在艰苦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用于夙村的笔名写了《论商品经济》、《试论商品经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多篇文章,在《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并酝酿编写以《资本论》劳动价值学说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纠正错误中,城乡生产生活都有所恢复,政治气氛也有所缓和的时候,卓炯又先后在上海《学术月刊》、广东《学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深入探讨商品经济理论,对与他商榷的文章,尚可作出答辩。后来由于“左”的思潮再起,政治气氛趋紧,批判围攻卓炯的文章则越来越多。

 1964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也扩展到了广东。从档案中找到1965年1月8日下发的一份由领导布置多所院校研究单位理论工作者整理的《卓炯同志在经济理论方面的主要错误观点》的绝密件可看到,当时拿卓炯作典型,开展所谓学术讨论,其实是不让卓炯答辩的批判。

 “客观地说,这份材料对卓炯商品经济理论观点的摘录是较为完整的,从这个意义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当时把卓炯的基本观点称之为修正主义的错误则是没有道理的”。

 从《资本论》中把握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讨,是卓炯商品经济理论的基石。他多次申明“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而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这就是我的中心思想”。

 卓炯毕生在对理论的精通与运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他既是有真才实学的著名理论家,又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多次躲过特务的追捕。在他遇上最困难危险的时候,由组织安排到了泰国,任泰国南洋中学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师生。后遭泰国当局逮捕被驱逐到云南,又在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艰苦的环境下,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人民武装斗争。全国解放以后,他能上能下,十一行爱一行,历尽坎坷,但无怨无悔,时刻以人民利益为重。“文革”中饱受凌辱折磨,但并未消溶他的斗志。“文革”以后,在古稀之年仍以饱满的热情更有深度从事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坚持勤奋著述,不知疲倦地作出奉献。

 卓炯一生廉洁奉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从不铺张浪费,从不考虑个人享受。他慈祥可亲,严于律已,宽以待人,谦虚谨慎,宽容大度。外地学者对广东学术界有句评语:“有学术观点之争,无门户之见”,指的就是以卓炯为代表的广东学术界的好风气。他同别人商榷,总是尊重别人,善于发现别人之长,在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以理服人、谆谆诱导,不强加于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培养研究生尽心尽力,特别关心青年学者的自学成长,千方百计挤出时间,为他们批改作业,在去世前一个季度,就为全国自学者批改作业达六十万字。

 卓炯毕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他讲真话做实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奉献给人民,身体力行,表里如一。他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的价值可以增值。他认为理想、信仰具有无穷的力量。这是他一生保持清醒学术思想的源泉。我认为,这是他留给理论学术界,特别是青年理论学术界最可贵的精神财富。

  (2008年1月)

  

 注:作者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注:

 ①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前言。

 ②卓炯:《再论商品经济》。

 ③杨永华著:《卓炯传》,广东经济出版社,第384页。

 ④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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