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字号: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暨郑志国学术思想研讨会

  2014年6月26日,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暨郑志国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常务副校(院)长谭泽中发表重要讲话,副校(院)长苟志效致开幕词,来自省社科领域和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校(院)各教研部和各单位负责同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经济学部、管理学部教师和部分离退休专家,以及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等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成龙教授主持。

  郑志国教授是校(院)首批二级岗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劳动价值论、所有制与分配理论、社会生产三大部类划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全球化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方面颇有建树,成果丰硕。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等7项,出版《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6部专著;公开发表论文330多篇,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4篇、《中国工业经济》3篇、《经济学动态》2篇、《财贸经济》2篇、《人民日报》5篇、《光明日报》2篇、《经济日报》4篇,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入104篇、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收入50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收入7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载20多篇,一些观点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综述或介绍,并被学术文献大量引用,得到同行肯定。另外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南方网开设理论博客,发表理论评论文章300多篇,累计200多万人次阅读或浏览。2005年向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议得到采纳,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建言献策二等奖;2010年给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就业和调整分配关系九点建议”,部分得到采纳,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建言献策三等奖;向省市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受到重视。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党校教学内容。12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研讨会上,郑志国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理论创新”的主题报告,简要而精辟地介绍了自己20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治学之道和创新思想。其研究成果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九个方面,具体包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创新、劳动力价值构成与测算研究、劳动力价值转移及价值增殖新概念、在马克思两大部类基础上提出并初步论证三大部类概念及其演化规律、提出利润率非平均化与价值转型质疑、深化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理论的探讨、利用外资的内收平衡问题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全球化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他认为,要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风格的新经济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愿望和责任。

  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丁晋清、广东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新家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朱富强教授、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杨英教授、广东金融学院刘伟教授、经济学部黄灼明教授、黄铁苗教授等都先后作了精彩发言。与会嘉宾和学者对郑志国教授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品格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未来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广东省委党校创立“黄华园学术论坛”的意义和作用给予好评,并对如何进一步扩大论坛的规模和影响等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谭泽中常务副校(院)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谋求和增进人民的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郑志国教授师德高尚,刻苦钻研、追求真理、积极创新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同时,谭泽中还就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选好创新切入点;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成果应用;三是抓紧引进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科研人才;四是加强各部门合作,积极与高校、社科院开展学术交流。下一步要更好地发展和完善“黄华园学术论坛”平台,使其在推动学术创新、培养优秀学术团队和打造理论粤军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 危旭芳 供稿)

  * 黄华园论坛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理论创新

  郑志国

  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谋求和增进人民的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以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风格的新经济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愿望和责任。

  作为党校教师,我的专业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相关专题教学和研究。几十年来,我深入钻研一些理论问题,力求有所创新,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果。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2002年)、中国和加拿大合作项目“中国广东省劳工权益政策研究”(2013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研究5项;出版专著《价值增殖规律探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主编《关注劳工权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广东:走向科学发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西方经济学干部读本》(红旗出版社1997年)等著作和教材,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华南师范大学专家共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大理论假设》(人民出版社2012年);公开发表论文330多篇,其中《马克思主义研究》4篇、《中国工业经济》3篇、《经济学动态》2篇、《财贸经济》2篇、《人民日报》5篇、《光明日报》2篇、《经济日报》4篇,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入104篇、中国重要报纸数据库收入50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数据库收入7篇、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刊物转载20多篇,一些观点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综述或介绍,被学术文献大量引用;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得到同行肯定。另外在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南方网开设理论博客,发表理论评论文章300多篇,累计200多万人次阅读或浏览。2005年给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议,得到采纳,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建言献策二等奖;2010年给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扩大就业和调整分配关系九点建议”,部分得到采纳,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建言献策三等奖;给地方政府部门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受到重视。许多研究成果转化为党校教学内容。12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获得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以来,校领导、老师、同事对我给予鼓励、支持、帮助,机关处室和教研部(所)为我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表示衷心感谢。下面分九个方面报告我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理论进行创新研究所形成的一些认识,敬请批评指正。

  一、劳动价值论创新点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它说明了人类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价值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这不仅为分析社会生产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为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提供了科学工具。我对劳动价值论中的部分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先后出版了一部专著,发表了大约60篇文章,主要有以下六个创新点或推进之处。

  (一)探讨劳动同质性与异质性的辩证关系,说明劳动消耗人的生命时光具有同质性

  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千差万别,揭示它们客观存在的共性是科学说明等价交换的前提,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汽车和彩电两种产品为例。各种型号和品牌的汽车有多方面差异,货车、客车、轿车明显不同,但是根据它们都有自身动力系统和公路运载功能等共性,可以将其当作同一类产品来统计。同样道理,各种型号和品牌的彩电也有多方面差异,但是根据它们具有收看电视节目的功能共性,也可以当作同一类产品来统计。2013年中国汽车产量为2211.7万辆,彩电产量为12776.1万台,这两种产品的年产量分别包括不同型号和品牌的汽车和彩电,在统计时忽略了具体型号、品牌和性能等各方面的差异,当作两类同质产品。但是汽车和彩电的差异太大,共性较弱,不能当作同质产品来统计。全国数百万种产品的性能、款式、品牌不同,唯一可以用客观尺度计量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具有价值,因此是可公度的。为什么各种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具有价值共性、可公度呢?对这个问题,唯有劳动价值论做出了科学解释。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商品价值具有可公度性,即各种商品价值可以用统一单位度量,这是由劳动的可公度性决定的。他认为,各种具体劳动的目的、形式和结果有差别,但是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相同的。如果仅仅从肌肉、神经系统消耗来认识劳动共性,那还达不到最高共性层次。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生命力消耗,这个观点应当坚持和发展。人的生命时光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他最稀缺的资源和最宝贵的财富,从劳动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消耗人的生命时光,能够充分说明劳动异质性与同质性的关系。

  (二)分析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利益机制

  人们处在社会分工之中,把最稀缺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商品生产,只有按照由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进行交换,才能给生产者带来应有的比较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投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质量越高,数量越多,创造的价值就越大,获得的收入就越多;反之亦然。以劳动决定的价值为基础进行交换具有深刻的利益机制。完善的市场机制把非劳动要素排除在价值决定因素之外。现代社会生产以企业为基本单位进行,企业收益取决于包括管理和科技创新在内的劳动总体状况,国家发展状况则取决于国民总体劳动状况,实证研究证明劳动价值论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三)提出运用加权指数法对不同质量的劳动进行折算

  马克思认为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这个命题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证明,而认为它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为了减少麻烦,马克思在研究中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实际上,如何把不同质量的劳动折算为相同质量的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难点之一。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完全解决,以致这个问题成为劳动价值论遭到众多质疑的弱点和缺口。借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采用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和智力支持系统综合评价我国各省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方法,选择一系列反映劳动质量的指标,包括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产品合格率和优质率、技术创新成果数量等,从宏观上可以对不同时期的劳动质量进行评价和折算,即以某一年的劳动质量为标准质量,把其他年份的劳动质量折算为标准质量的劳动。对中国1999-2009年10年间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经过折算后的标准劳动总量与价值总量变化具有高度一致性。由此提供了运用统计方法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新路径。我的研究还是阶段性的,希望有其他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如果能用统计方法充分证明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那就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重塑其主流地位。

  (四)揭示由人类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表达的二重信息,说明它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科学工具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既是稀缺性资源的一般代表,又是商品性财富的一般代表。换句话说,由人类劳动决定的商品价值同时反映稀缺性资源消耗和商品性财富产出,这就是由劳动决定的价值表达的二重信息。通过研究使用价值与价值关系、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关系、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关系、生产要素价值与剩余价值关系,就可以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以劳动为一般代表来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的学术优势和潜力。劳动价值论不仅可以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能够研究生产力和资源配置利用。

  (五)研究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国民经济核算

  劳动价值论说明了商品价值的“三可”性质,即可公度、可转移、可增值,这是国民经济核算的科学基础。联合国组织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部分基于劳动价值论,部分基于要素价值论,总体上是科学的,但也存在某些重复计算和指标缺陷。固定资产折旧被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属于重复计算。从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固定资产属于最终产品,其价值应当纳入核算范围,但是把中间产品排斥在核算范围之外,又不符合要素价值论关于各种要素均创造价值的观点。所以,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有矛盾。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才是统一的。

  (六)用劳动平价解释汇率

  关于各国货币汇率如何决定问题,有黄金平价和购买力平价两种解释理论。我根据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用劳动平价解释汇率:各国劳动生产率或劳动质量差异是决定汇率的根本依据。这个问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研究,分析了相关概念的关系,尚待进一步做实证研究。

  二、劳动力价值新探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具有原创性。他本来运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了劳动力价值决定问题,但是又在特定假设条件下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结果造成理论上的矛盾。这就给后人在坚持马克思有关正确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留下了很大空间。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劳动力价值构成与测算,到现在断断续续思考了20多年,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一些与马克思的观点及其诠释不同的看法。

  (一)从生产劳动力的全过程来分析劳动力价值

  生产劳动力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养育活的个体即劳动者,包括一个人从出生后接受抚养教育到开始就业的整个时期,称为养育时期或成长时期;第二,维持和发展劳动者,包括劳动者从开始就业到退休前的生存和发展过程,称为就业时期或工作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家庭、社会和作为劳动力载体的个人都要投入和消耗大量劳动,正是这些劳动逐步凝结而最终形成劳动力价值。马克思本来也是从生产劳动力全过程来分析劳动力价值,但是通过假设劳动者个体已经存在,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维持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这种归结留下了理论上的隐患。

  (二)按照社会平均养育费和社会平均生活费来计算劳动力价值

  根据生产一代劳动力的两个时期所消耗的各种费用,把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因素分为两个:一是成长时期的抚养和教育等费用,包括这个时期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接受各种学历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费用,简称养育费,它反映成长时期消耗的社会劳动;二是就业时期维持正常生活和继续发展等费用,包括这个时期消耗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接受再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服务的费用,简称维持费或生活费,它反映就业时期消耗的社会劳动。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培养不同标准质量的劳动力所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多少不等;培养同一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因各人先天素质和后天努力以及生活水平不同,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多少也有差别。各人实际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分别称为个别养育费和个别生活费,它们反映生产劳动力的个别劳动时间。按照价值规律,劳动力价值和普通商品价值一样都是由生产它们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可以通过社会平均养育费和社会平均生活费来计量。所谓社会平均养育费和社会平均生活费,是指在社会正常条件下生产某种标准质量的劳动力平均消耗的养育费和生活费。

  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通常是按一定时间如年、月、日、小时分期支出自己的劳动力。社会平均养育费必须分摊到各年支出的劳动力之中,通过工资逐步得到补偿。例如,某劳动者的社会平均养育费为25万元,全部工作年限为40年,平均每年劳动力分摊6250元。这期间物价会发生变化,因而养育费还有保值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来解决。劳动者就业期间的生活费通常按月支付,在理论上也可按年计算。下式表达某年劳动力的价值构成:

         (1)

  式中y表示某种劳动力的年价值,f表示就业时期每年劳动力平均分摊的养育费,h表示就业时期每年需要的生活费。

  养育费在成长时期陆续支付的时间长达20年左右,在就业期间通过工资逐步得到补偿的时间更是长达40年左右。如果把养育费用于生产劳动力视为一种投资行为,那就应当计算利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积累计息和补偿时延计息来解决(略)。

  (三)揭示劳动力价值的代价关系

  当两代以上劳动力同时生产时,通常由前代抚养后代。怎样认识劳动力价值的代际关系,由前代支付的费用是计入前代劳动力价值,还是计入后代劳动力价值?这个问题需要辨明是遵循消耗原则还是支付原则。消耗原则是指一项费用由谁消耗,就计入谁的劳动力价值;支付原则是指一项费用由谁支付,就计入谁的劳动力价值。根据劳动价值论原理,判断一项费用计入哪一代的劳动力价值应当遵循消耗原则,而不是支付原则。虽然子女养育费通常由父辈支付,但却是由子女消耗,用来生产子女的劳动力,而不是生产父辈的劳动力。因此子女养育费计入子女劳动力价值。假设有三代劳动力,前代抚养后代,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分别为y1、y2、y3,构成如下:

           (2)

          (3)

          (4)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第一代劳动力价值由本代所需要的生活费和养育第二代费用构成,即等于h1+f2,第二代等于h2+f3。这不符合劳动价值论原理,也不能反映各代劳动力复杂程度或质量差异。当商品分单位计量时,生产前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应包含生产后一个商品的劳动时间;当劳动力分代培养和交换时,生产前一代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也不应包含生产后一代劳动力的劳动时间。现实中不同劳动力存在质量差异,这种质量差异在价值形态上主要由成长时期的养育费多少体现出来。例如大学毕业生消耗的养育费大大超过高中毕业生的养育费,这部分费用能够反映不同学历的劳动力质量差异。马克思以简单劳动力为例,没有分析不同复杂程度劳动力价值差异,留下了理论上的缺陷。

  因为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由他在成长时期所消耗的养育费和在就业时期所必需的生活费构成,所以按照劳动力价值支付的工资大于劳动者本人维持现期生活的费用,剩余部分用于投资或储蓄,可带来利润或利息;用于养育子女,生产出新一代劳动力,这部分费用就相应成为子女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一部分工资被用于养育子女,发生劳动力价值的代际转移。这不是因为前代把自己的劳动力直接用于抚养后代才将这部分价值转移给后代,而是由于前代将部分工资用于养育后代,相应减少自身劳动力价值的补充,从而将这部分价值转移给后代。父辈支付子女养育费,培养子女劳动力,相当于为子女留下一笔以其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财富,而前者在被养育的过程中也曾从他们的父辈得到这样的财富。这种代际转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了人类的世代繁衍和劳动力的连续供给。

  三、价值增殖新概念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一直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一理论的确蕴含着深刻的真理,包括劳动力商品化、生产资料价值转移、活劳动创造新价值引起价值增殖等观点,但是也存在重大问题,主要是忽略了劳动力价值转移。我从1986年开始思考和研究劳动力价值转移问题,形成了价值增殖新概念。1992-1994年在本校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期间,在黄灼明教授指导下研究价值增殖规律,毕业论文题为“价值增殖规律新论”。1997-199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做萧灼基教授的访问学者,主要也是研究价值增殖规律。2000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价值增殖规律探究》,相关文章大约有30篇。

  (一)论证劳动力价值转移

  所谓劳动力价值转移,是指劳动力作为商品被用于生产其他商品时,它的价值转移给新产品,就像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给新产品一样。生产资料只是转移自身价值,不形成新价值;劳动力则不仅转移自身价值,而且它的使用即活劳动形成新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新产品价值由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形成的新价值构成,劳动力自身价值不转移。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新价值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谓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价值。这样就把劳动力价值归结为使用劳动力所形成的一部分新价值。然而,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他的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具有明确区别,不能把前者归结为后者的一部分。

  1.生产劳动力和使用劳动力的时空不同。一个人的劳动力总是只有先生产出来,然后才能使用。生产劳动力表现为养育和维持劳动者,这个过程要消耗生活资料和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主要发生在生活领域和教育培训以及其他社会服务场所;使用劳动力表现为劳动者工作,这个过程由劳动者本人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服务,主要发生在他的生产工作场所。

  2.生产劳动力所消耗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时间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假设有甲和乙两位劳动者,其中甲从事教育培训工作,乙从事普通商品生产工作。乙在开始工作之前,先接受甲的教育培训。在这里,甲为培养乙的劳动力,耗费了自己的劳动时间,因此,生产劳动力的主体是甲,而乙是作为客体接受教育培训。此外,生产劳动力还需要社会为乙提供生活资料,这要间接消耗他人的劳动。虽然乙为接受教育培训和取得生活资料,通常要由本人或他的家庭支付相应的费用,但是生产乙的劳动力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源于甲和其他有关劳动者。当乙开始工作之后,他在生产某种商品时使用自己的劳动力,向社会提供劳动时间,这部分劳动时间来源于乙,即使用劳动力的主体是乙。既然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的劳动时间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发生的两部分劳动时间,并且来源于不同的行为主体,那就没有理由把前者归结为后者的一部分。

  3.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和使用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时间物化在不同的客体之中。仍用上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甲的教育培训劳动物化在乙的劳动力之中,形成乙的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乙在以后的工作中生产某种商品比如汽车,他的劳动时间物化在汽车之中,形成汽车价值的一部分。显然,劳动力和汽车是两种不同的客体或商品,不能说乙在生产汽车的同时又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不能用乙生产汽车的一部分劳动时间来取代甲培养乙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在计算生产汽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不能漏掉所消耗的劳动力中包含的物化劳动。

  4.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提供的活劳动是不同的价值实体,体现劳动力商品的不同属性。如果把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归结为劳动力所提供的一部分活劳动,那就把劳动力的价值归结为它的使用价值,这不符合马克思提出的商品二因素理论。

  从价值实体来看,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给产品,实质上就是生产它们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转化为生产以它们为要素的其他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生产劳动力要消耗劳动时间,使用劳动力又提供劳动时间,这两部分劳动时间都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劳动力本身包含一定的物化劳动,它的使用过程又是活劳动,这两部分劳动都参与使用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价值决定。

  (二)价值增殖:劳动者在转移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同时创造新价值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价值增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假设企业投入一定量资本,分别购买价值为c的生产资料和价值为v劳动力,二者结合并全部消耗掉,生产出一定量的某种商品,价值为w:

         (5)

  (5)中c是生产资料转移价值,没有劳动力转移价值,v是使用劳动力创造的一部分新价值,被当作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力价值,m是剩余价值。如果肯定劳动力价值转移,就会看到价值增殖过程包含三部分价值运动,即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劳动力价值转移和活劳动创造新价值。为了避免与马克思所用的符号混淆,我用x表示生产资料价值,y表示劳动力价值,z表示使用劳动力即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全部商品价值等于生产资料转移价值x加劳动力转移价值y,再加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z,仍用w表示:

         (6)

  (6)式表达了价值增殖新概念。同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价值构成c+v+m相比,x=c, z=v+m,劳动力转移价值y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价值构成中没有的。

  在实际生产中,劳动力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计入产品成本,正如生产资料价值转移给新产品表现为把购买它所支付的货币额计入产品成本一样。价值增殖新概念把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商品理论彻底贯彻到剩余价值理论中,逻辑上更加严谨科学,也更符合实际,能够合理解释企业经济效益。这就需要重新界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等概念(略)。

  (三)分析外延扩大价值增殖和内涵扩大价值增殖

  在微观层次,通过增加物化劳动、活劳动投入和消耗来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称为外延扩大价值增殖;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来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称为内涵扩大价值增殖。在宏观层次,外延扩大价值增殖表现为粗放型增长方式;内涵扩大价值增殖表现为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以外延扩大价值增殖为主向以内涵扩大价值增殖为主转变。

  四、社会生产三大部类划分

  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意义,但是难以全面反映当代社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可以也应当结合当代经济实际予以拓展。在国内外学者研究基础上,我论证三大部类划分,初步研究了三大部类演化规律。

  (一)三大部类概念

  第一部类是指进入生产消费的商品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采掘、冶金、重型机器、石油化工、工业用电和建筑、农用生产资料等行业属于该部类;第二部类是指进入人们生活消费的商品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种养殖业、食品加工、饮食业、纺织和服装业、民用电力和住宅建设、日用工业品等行业属于该部类;第三部类是指进入生产消费或生活消费的非物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或行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和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医疗卫生、体育等行业属于该部类。

  三大部类划分和目前国内外流行的三次产业划分的主要区别有两点:第一,两种划分的理论基础和根据不同。三大部类的划分以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的划分为基础,以现代社会总产品的用途和物质形态差别为划分根据。它首先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划分,其次才是对国民经济部门的划分。与此不同,三次产业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社会经济各部门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及其生产特点所进行的划分,它不需要以对产品的划分为前提。第二,两种划分的结果有明显不同。第一部类的少数行业属于第一产业,多数行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二部类的少数行业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多数行业属于第二产业;第三部类和第三产业包括一些相同的行业,但二者在外延上也有差别。例如,餐饮业为消费者提供食品,按三大部类的划分应当属于第二部类,按三次产业划分属于第三产业。又如,房产业的主要产品是各种住房,应当属于第二部类,但是按照三次产业划分属于第三产业。

  同三次产业划分相比,三大部类划分的优点在于划分标准永恒适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划分结果完全周延,穷尽全部对象,不论将来出现多少新产品和新行业,都可以划入三大部类中的某个部类。

  (二)三大部类产出和结构估算方法

  按照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社会总产品数量或社会生产总量。从目前的统计资料来看,第二部类的产品即消费资料可以由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的主要项目之和来反映,包括食品类支出、衣着类支出、居住类支出和用品类支出等项目。虽然三次产业划分与三大部类划分不同,但是因为缺乏三大部类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第三产业的某些统计资料来估算第三部类产出。根据第三部类与第三产业中多数行业相同的特点,从第三产业的产出中扣除不属于第三部类的产出,加上属于第三部类的产出,就是第三部类的产出。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第二三部类产品价值,剩余部分大体反映第一部类产品价值。

  2005-2011年中国三大部类结构,第一部类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37.66%下降到36.99%,第二部类由24.09%下降到21.60%,第三部类由38.24%上升到41.41%。

  (三)调整和优化三大部类结构:以中国的情况为例

  1.力求三大部类全面协调发展。三大部类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三大部类结构是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应当努力实现三大部类协调发展。为此,要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入研究三大部类演化规律,用于指导三大部类结构调整。在人类社会历史中,三大部类形成和发展壮大次序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把生产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一部类,并不意味着第一部类的形成早于第二部类,相反,前者形成壮大晚于后者。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极度分散,三大部类逐步发育,但是除了第二部类之外,第一三部类并不完整。西方国家近代工业化期间,第一部类比重一度接近乃至在部分年份超过第二部类,但是绝大多数年份第二部类比重大于第一部类;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第三部类比重逐步上升,分别超过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第三部类比重最大,其次是第二部类,第一部类比重最小。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一部类比重大于第二部类,第三部类比重大于第一部类。在现阶段,必须根据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调整三大部类结构,理顺三大部类之间及其内部各行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保持协调均衡发展。

  2.第一部类要加快转型升级,建成现代新型工业化体系。目前中国第一部类比重大于第二部类比重,这是整个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表现。在保持数量适当扩张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提高第一部类发展质量。把传统工业化行业与新型信息化行业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工业生态化,不断提高生产资料的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清洁化水平。加强各种新型装备自主研发,保证基本原材料供给,发展先进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争取早日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工业化体系。

  3.第二部类要按照消费需求变化调整内部结构,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高,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这表现在第二部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偏低,因此其发展潜力巨大。要保证消费资料稳定供给,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和营养结构,讲究服装衣着的款式、质地和品牌,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以满足人们对住房的需要。各种生活用品生产要注重提高质量,讲求经久耐用以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尽量减少一次性用品。

  4.对第三部类各行业实行有差异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如前所述,第三部类不同行业的市场化和公益性有差异,因此应当实行有差异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提高交通运输、商业、金融等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加大对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项目研究、义务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对企业技术研发等应用研究和职业技术教育则应更多地利用市场手段来加快发展,综合利用市场手段和其他手段来促进高等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等行业发展。优先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产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先进知识(科技)、高素质劳动力和优质服务。

  五、利润率非平均化与价值转型质疑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观察近代极其有限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形成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认识。马克思接受了这种认识,并做了进一步论证,形成了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型理论。国内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直把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视为一种经济规律。我过去也曾按照这些教科书讲授平均利润理论,并试图寻找不同部门的利润率数据来说明利润率平均化。然而,从我到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地方查阅资料来看,近现代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差异很大,也不保持固定比例。经反复思考,形成了利润率非平均化概念,并对价值转型问题提出了质疑。

  (一)不同部门利润率存在平均化和非平均化两种趋势

  当我最初看到部门利润率不平均的历史数据时,曾以为利润率非平均化对马克思的利润率平均化理论具有颠覆性。但是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实际利润率受多种作用方向不同的因素影响,有些因素引起利润率平均化,还有些因素引起利润率非平均化;这两种因素的作用部分抵消,其中引起利润率非平均化的因素作用更强,使得各部门的实际利润率并不平均。但是某些部门某些时期的利润率差异的确会缩小,可以视为平均化趋势;另一些时期利润率差异又会扩大,即呈现非平均化趋势。因此可以认为不同部门利润率具有平均化和非平均化两种趋势:平均化趋势使各行业的利润率不至于相差太大,从而保持资源配置相对稳定;非平均化趋势则使各行业的利润率拉开差距,从而引起资本经常流动和重组。

  (二)引起利润率非平均化的主要因素

  1.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动因首先来自于企业的投资者。投资作为一种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回报,而回报的来源在于价值增殖。一般来说,增殖程度和利润率越高,投资者的回报或收益才有可能越高。因此,投资者有提高利润率的动因。同时,这种动因还存在于企业经营者。当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时,投资者就是经营者,他会想方设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成本,从而提高利润率。当两权分离后,投资者要求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并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促使经营者提高利润率;在健全的企业制度下,经营者自身利益同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受各种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作用,会尽力提高利润率。现代企业的普通员工收益与企业效益也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当企业对普通员工实行有效激励时,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心企业盈利。正是包括投资者、经营者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的要求,形成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因,并产生相应的行为。这种动因和行为固然可以在利润率过低时引起资本转移,但是更经常的作用是促使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事实上,不同部门、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存在差异,所以利润率也必然出现差异。至于获得平均利润,则属于次级要求。能得到平均利润当然比只得到较少利润甚至亏损要好,但是一般企业不会因为获得平均利润而失去进一步增加盈利的动因。这种动因和行为是造成部门之间利润率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一定条件下因为资本跨部门转移而缩小了利润率差异,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又会重新扩大利润率差异。

  2.不同部门的劳动质量、效率和成本存在差异。利润是产品销售收入超过成本的部分,它来源于剩余价值。利润率则有多种考核指标,包括成本利润率、资本利润率、产值利润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等。显然,利润率作为利润和资本、产值、销售收入、成本之间的比率,最终取决于劳动质量、效率等。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力素质、技术和管理水平有差异,劳动质量、效率和成本水平也不同:有的部门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包括发明新技术和推广应用先进技术,不断提高劳动质量和效率,在增加总收入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还有的行业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创新,管理落后,劳动质量和效率较低,成本水平较高。这就造成各行业利润率的差异。仅从成本看,在资本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抽出,投入利润率高的行业过程中,如果前一类行业的成本不变或者上升,后一类行业的成本下降或者不变,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资本转移对利润率的影响。那些利润率高的行业由于资本流入,有条件开发、采用和推广新技术,结果导致行业成本降低,进一步提高利润率;那些利润率低的行业则由于资本流出,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可能继续保持原来的成本水平。这样,行业间的利润率差别不仅不能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虽然各种利润率是通过价值指标来计算,反映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但是从价值实体来看,利润率归根到底取决于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利用效率及其分割比例。相比之下,不同部门之间资本数量变化只是影响利润率的一个次要因素,这个因素不足以独立决定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变化趋势。

  3.生产资本专业化形成转移障碍,包括资本退出障碍和进入障。货币资本和股份的转移比较自由,一般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但是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平均化单靠货币资本和股份的转移是不能实现的,最终必须靠生产资本的转移来完成。不论在近代,还是在现代,生产资本都有一定的专业化。现代社会的生产资本专业化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的设备、技术和人才,其跨部门转移比货币资本的转移要困难得多。一旦生产某种产品的能力形成,要停产转产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无法收回投资。当某些行业生产规模过大,供给过剩时,有些涉足未深的企业可能会拔腿而去,但还有些企业不会轻易退出,而是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采取降低价格等多种手段,试图打败竞争对手,自己占领市场。当有多家实力相当的企业同时采取这种行动时,必然导致激烈的行业内部竞争,结果使低利润率的状况得以长期维持。另一方面,某些高利润率行业的企业存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专业化优势,不容易在这种行业组建新企业;而通过向已有企业追加投资的方式进入也可能受到限制:保持现有资本规模以维持高利润率和扩大资本规模从而降低利润率,这两种选择可能带来相等或不相等的利润,扩大资本规模从而降低利润率并不是企业的唯一选择。无论是行业内部竞争或垄断,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正是这种动机本身为资本的退出和进入设置了障碍。在现代社会,有时国家为了调整产业结构,鼓励某些行业发展,限制另一些行业发展,实行有差别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价格政策,也会在客观上强化生产资本的专业化,造成资本转移障碍。比如,国家对某些低利润率行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政策,虽然不足以提高其利润率,但可以使它在低利润率条件下长期生存,行业间的利润率差别就可能长期维持,而不能实现平均化。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对利润率平均化的分析以不存在国家干预经济为前提,但是研究历史和现实中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却不能忽略这些因素。

  4.信息不完全。各种利益主体具有追求高利润率的动机,但他们所获得的有关信息通常并不完全,可能出现信息失真、过时等问题。究竟应当把多少资本从哪些部门抽出,重新投入哪些部门,这样的信息不容易准确及时加以把握。投资者只能根据各部门或行业过去、现在的利润率等不完全信息来决定投资的流向,因而带有一定的风险。本来,信息不完全和投资有风险都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实现利润率平均化需要有完全信息。不同行业未来的产品供求关系如何变化,有多少投资者参与资本转移,从资本退出和进入到供求状况的调整需要多长时间,诸如此类的信息,对投资者决策十分重要,但却不易准确掌握。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决定资本转移,就可发生种种偏差。例如,某个行业增加的资本过多,造成供给过剩,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幅度过大,同其他行业相比就可能形成新的利润率不平均。

  5.需求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供给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如前所述,把资本从利润率低的行业抽出,这些行业的供给减少,当需求不变时,价格就会上升,从而引起利润率上升;这些资本和一部分新增资本被投入利润率高的行业,使其供给增加,当需求不变时,价格就会下降,从而引起利润率下降,结果可能出现利润率平均化。这里的假设前提是需求不发生变化,或者需求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不抵消资本转移和供给变化对价格的影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求几乎必然会发生变化,并或多或少抵消供给变化的作用。有些行业利润率较低,资本流出后供给虽然有所减少,但同时需求进一步萎缩,全部或部分抵消了资本转移所引起的供给变化的作用,结果商品价格不发生预期变化,利润率也不相应上升;还有些行业利润率较高,资本流入后供给虽然不断增加,但同时需求进一步增加,以致价格不变,甚至上涨,结果利润率不变或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不会平均化。一般消费品的需求同产品质量和品种密切相关。对某一个行业来说,当生产某种产品获得较高的利润率时,引起资本等生产要素增加,产品供给相应增加,达到一定规模时会使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如果继续增加这种产品的产量就会引起利润率下降。但是,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不是始终一成不变地生产原来的产品,而会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包括改进原有产品的功能、款式等,从而赢得新的需求。这样,原来的产品价格下降乃至被淘汰,但是新产品赢得旺盛的需求而维持较高的价格,从而长期保持较高的行业利润率。

  (三)价值转型质疑

  马克思认为,不同部门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会转化为由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这时,各种商品不是按照劳动决定的价值来交换,而是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这就是所谓价值转型。显然,价值转型的前提是利润率平均化。虽然马克思也注意到不同部门利润率差异问题,但是没有全面分析引起利润率差异扩大的各种原因,没有比较对利润率作用相反的各种因素,仍然提出了平均化理论。如果马克思不是过早去世,有时间和精力根据统计资料研究当时一些国家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变化,那么他有可能修改自己的理论。

  单纯研究利润率平均化,可以把它理解为允许不同部门利润率存在差异;问题在于,价值转型要求尽可能排除利润率差异,达到完全平均水平,这样才能形成平均利润,从而才能形成由平均成本加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如果不同部门利润率存在差异,那么实际利润就不是平均利润。虽然成本加平均利润是企业制定产品初始价格的一种方法,但是这种平均利润是不同部门存在很大差异的利润率的算术平均值,不等于实际利润率变化趋势;这种定价方法也不能证明商品按照生产价格来交换,因为初始价格会发生变化,不等于实际价格,也未必真实反映劳动消耗。国内外学者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证明“两个相等”,即各部门利润总和等于剩余价值总和,生产价格总和等于价值总和。这可以证明各种商品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相互抵消,但是不能证明利润率平均化,因此不能证明一定会发生价值转型。

  六、所有制和分配理论探讨

  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同现实结合比较紧密。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两方面的问题,虽然在研究中没有什么实质性创新,但是也探讨了一些难点问题。

  (一)所有制构成和形式

  任何所有制都由一定的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及其关系构成。产权主体是指财产所有者,分为个人、集体、社会公众及其代表机构等;产权客体则是所有物,包括自然资源、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和金融资产等。不同的产权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拥有某种产权客体,就形成各种所有制。通常讲公有制和私有制,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两种所有制的产权主体不同。一般来说,私有产权主体是个人或家庭,因此私有制的基本形式是个人或家庭所有制。公有产权主体分为集体、某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和全人类等层次。按照国际协议,公海、外层空间等自然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所有,因此存在全人类共同所有制,这是公有制的最高层次。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基本特征和区别有三个方面:第一,公有制的财产属于集体或公众共同所有;私有制的财产属于个人所有。第二,公有制的财产支配和使用中的重大决策权一般由集体控制和行使;私有制的重大决策权由个人掌握和行使。第三,公有制的财产经营收入归集体或公众共同所有,最终由集体成员或公众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来分享;私有制的财产经营收入归个人所有,未经有偿或无偿转让,他人不得分享。这三个方面可以同时存在于某些企业或经济组织中,形成公有和私有因素。如果一个经济组织由一种产权主体拥有一种产权客体构成,即存在一对一的关系,那么判断它属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需看它的所有者性质和类型,看财产是属于集体或公众共同所有,还是属于个人所有。但是,在现实中某些经济组织并不存在一对一的财产所有关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国家按照一定股份比例共同出资,组成股份制企业。这类企业就包含多种所有制因素。这时从上述第一点区别来分析财产所有关系是不够的,而需要后面两点作为必要补充。

  (二)股份制对公私因素的扬弃与整合

  股份制把原来属于不同产权主体所有的资源整合到企业内部,也就把公有和私有两种因素整合起来。这种整合不仅表现为分别属于国家、集体(法人)和私人所有的财产按一定比例结合而构成股份制企业的资产,而且股份制内在地包含公有和私有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私有制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同社会化大生产的持续发展要求有矛盾;另一方面产权主客体关系明晰,所有者高度重视资本安全和增值,在目前许多资源属于私人所有的条件下,私有制对动员这些资源投入社会生产仍然具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与私有制相比,传统公有制形式(主要是国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有适应的一面,但是也存在产权关系不够明晰,政企不分等问题,同市场经济的适应性较差。股份制既通过内部包含的公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有制的矛盾,又通过保留某些私有因素克服了传统公有制的不足,是现阶段能够比较全面地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企业制度。具体来说,股份制整合公私两种因素,使企业制度功能得到提升:加速和扩大资本积累,实行所有权和使用权双重激励,法人寿命具有无限性。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就敏锐地指出:股份制度“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上股份制不断发展,其中公有因素逐步生长和壮大,可谓扬;私有因素受到限制和削弱,可谓弃。这种历史扬弃主要表现在:股份制使私人资本虚拟化,把实物资本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资本社会化和股权日益分散,私人控股能力逐步弱化;法人持股比例大幅上升,使私人所有权的作用进一步间接化;剩余价值分割社会化。

  从上述研究得出结论和建议:第一,股份制能够整合公私因素,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分别成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第二,具有新的生产关系性质的公有因素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并正在逐步生长和壮大;第三,在我国一般竞争性领域发展股份制企业应注意整合公私两种因素,充分发挥内生公有因素的主导作用,同时利用私有因素的积极作用;第四,防止股份制发展中私有因素膨胀和公有因素弱化。

  (三)公有制为主体涵盖资源性资产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析,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所有制都在一定范围内涵盖资源性资产,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宪法规定各种自然资源即资源性资产全部属于公有,包括国家和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详细规定对资源性资产实行公有制。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组织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把资产定义为:机构单位个别或集体地对其行使所有权,以及其所有者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持有它们或使用它们而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社会总资产包括自然产生的资产,如土地与某些非培育的森林和矿藏,土地的改良、矿藏的转让,都要在相应账户上记录,反映到总资产之中。相关国际协议规定,外层空间、公海属于全人类所有。

  2011年,中国农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和已探明矿产资源可采储量总估价为737.31万亿元,全部属于公有资产;当年全国经营性资产约80万亿元。资源性资产与经营性资产总计约817.31万亿元,其中公有资产占95%以上。

  (四)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具有四维结构

  一是由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事业性资产构成的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并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各种新型公有制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四是公有制事业单位形成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主力军。这四个方面紧密联系,共同支撑和综合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五)把共同富裕目标纳入基本经济制度

  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有内容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内容反映了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对所有制结构和形式的要求,应当坚持和完善;但是它未能完整地体现由邓小平概括并至少在国内得到公认的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原则,即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实际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为什么基本手段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基本目标却没有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我认为,应当在现有内容基础上增加共同富裕的内容,即把共同富裕目标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可表述为: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两种表述的内容一致,简称为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基本经济制度,或“两个共同”的基本经济制度。

  (六)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收入与贡献相称一致

  目前国内外流行根据基尼系数来判断社会范围内的分配是否公平,实际上把收入绝对平均作为分配公平的衡量基准。这种方法有一定的实用性,但也存在明显局限。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当确立收入与贡献相称一致的公平衡量基准,以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两个以上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的收入与贡献比例应当保持大体一致。假设有a、b两个劳动者,他们的贡献分别为Ca、Cb,收入分别为Wa、Wb,收入与贡献相称可由下式表达:

                 (7)

  设两人的贡献分别为100、120单位,工资分别为80、96单位,两人收入与贡献的比例均为80%,用(7)所表达的基准来衡量,属于公平分配。虽然两人的收入不等,但是这种基于贡献差异的收入差异是合理的,因为实行同一规则,即两人都按贡献的80%支付工资。如果实行平均分配,把后一个人的工资减少为80单位,那就意味着前一个人按贡献的80%支付工资,而后一个人大约只按贡献的67%支付工资。这是不公平的,容易挫伤后者的劳动积极性,最终不利于个人和社会。(7)式可以推广应用到任意数量的劳动者。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在社会范围内,由于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各个劳动者的收入与贡献比例不可能完全相等,只要保持大体相同或相近的比例,就应当认为属于公平分配。

  (七)企业分配中的突出问题与对策

  目前我国企业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际资本挤压中方收入,利税侵蚀工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并误被一些企业当作实际工资基准,等等。2010-2011年,我带领中加合作项目“中国广东省劳工权益政策研究”课题组先后到广东省十多家企业调查分配情况,包括进行问卷调查和同员工座谈,所了解的问题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1.重新认识劳动力低成本。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政策,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比较少,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劳动力低成本特点,这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优势。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文化程度逐步提高,劳动力低成本状态逐步改变。虽然全国不同地区劳动力成本还存在差距,但是有明显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转变把劳动力低成本作为一种优势来发展经济的观念。首先,劳动力低成本意味着低工资、低生活水平,是经济不发达的表现;其次,劳动力低成本通常是对简单劳动力而言,现代社会发展先进生产力所需要的复杂劳动力必须投入大量教育费用,不可能依靠低成本来培养;再次,过去我国劳动力成本核算并不完整,家庭和社会以家务劳动和社会服务形式无偿分担了部分成本,这部分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当由企业通过工资加以支付;最后,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将相应提高。因此,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改变以劳动力低成本为优势吸引外资和发展经济的做法,支持和鼓励企业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基础上提高工资,理直气壮地依法维护工人收入利益,争取合理的工资待遇。

  2.缓释和消除国际资本对中方收入的挤压。在外资企业收入的跨国分割中,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两种资本、两种要素的影响,确定合理的分配方式和比例。调整和优化经济开放结构,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改变以往不惜代价追求产品出口创汇的做法,纠正一些地方为招商引资而送地送钱的偏差。完善利用外资绩效考评办法,加强对外资企业税收、工资水平等项目考核。力求国内要素和国外要素平等合理参与企业收入分割,对中方投入外资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如土地、厂房和其他设备,要如实评估价值,按适当比例参加收入分割。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对企业员工要求适当增加工资所采取的合法行动应当给予引导和支持,通过法律政策咨询、调解协商帮助实现工人的合理要求。对一些地方过度发展来料加工企业、造成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的现状加以整顿,淘汰落后产能。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支持国内企业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发展民族品牌,建立销售网络。

  3.防止和抑制利税对工资的侵蚀。统筹兼顾企业、国家和劳动者利益,理顺利润税收工资关系,保持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合理比例。鉴于多年来工资增长率大大低于税收增长率,生产一线工人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政府有必要适当限制税收总量增长速度,大体保持税收和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长,改变税收增长速度长期大大高于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状况。坚决查处一些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的行为,引导企业尽可能按照政府提出的工资指导线增加工人工资。虽然政府不能直接限制企业利润水平,但是可以加强收入分配监控,参照国内外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和工资水平进行必要调控。政府有关部门既然制定和发布了工资指导线,就应当定期进行检查分析,对工资增长长期严重偏离指导线,或者从来不按指导线增加工资的企业,通过网站等途径公布名单,提出劝诫。还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内实行企业所得税同利润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的差额挂钩,当企业利润增长率长期大大高于工资增长率,就应当适当提高企业所得税率。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努力实现利润、税收和工资同步协调增长,各种利益主体合理分享发展成果。

  4.缩小企业高管与生产工人收入差距。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类型企业,高管年薪都应当有所约束。国有企业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通过经济手段来约束;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主要是通过政府调控、社会监督、舆论评价和工人诉求来约束。积极探索实行企业高管年薪和工人工资、纳税水平挂钩,工人工资较低的企业,高管年薪不应太高。有些国内企业的高管年薪同著名跨国公司高管年薪攀比,而生产工人工资却远远低于跨国公司工人工资,这种反差不应长期维持。管理人员和生产工人贡献考核指标和方法不同,但是应当可以通约或折算。对某个时期内贡献特别大的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可以给予一次性特别奖励,但是一般企业各层级和岗位的年薪或工资最大差异应控制在10倍以内。

  5.完善最低工资制度。认真总结多年来实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经验,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设法改进和完善这项制度。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要充分考虑其构成因素的新变化,全面而合理地体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规定》中提到的各项因素,探索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鉴于比重法和恩格尔系数法都有一定局限,可以考虑采用比例法,即一个地区企业的最低工资标准等于这个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40%-60%。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也符合国际惯例,更重要的是把最低工资同当地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挂钩,可以有效控制收入差距。为了防止最低工资成为企业实际工资的基准,建议制定企业工资水平公开制度,通过立法规定企业必须定期公布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主管部门定期进行检查。如果企业实际工资长期等于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政府主管部门有必要提出劝诫。最低工资标准要同工资指导线政策相衔接。

  6.改进工资集体协商办法。企业工会主席要没有顾虑地代表职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就应当逐步增强自身相对独立性,改变目前工会主席对企业主要负责人的隶属关系。建议采取三种办法选择代表职工协商的人员:一是由本企业职工推举代表(可以是工会主席也可以是其他人)代表职工进行协商,当职工要求和企业(业主)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协商遇到困难时,由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地方工会组织进行调解;二是不同企业工会主席交叉代表职工协商,例如甲企业工会主席代表乙企业职工协商,乙企业工会主席代表甲企业职工协商;三是由政府主管部门从社会聘任有关专家代表职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企业有责任为工资集体协商提供各种真实信息。

  七、利用外资的内收平衡问题研究

  如何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新问题。1992-2004年期间,我对这个问题做了些研究,发表了一批文章,后来因为精力有限,基本上放弃了这个领域的研究。

  (一)以市场换技术的代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做法,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一定效果,但是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主要是:向外商出让部分市场,减少了国内企业的盈利机会,有的企业因竞争加剧而陷入困境,被挤出市场;通过向外商让市场,换来一些“夕阳技术”,直接间接减少了国内技术市场需求,对其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反倒有助于发达国家技术更新换代;当外资企业产品内销比例超过一定限度后,会引起国民收入部分流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

  (二)利用外资的内收平衡

  1.内收和外收。世界各国的价值增殖条件有差异。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必然在国际间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殖。同时,各国为加快自身发展,也采取种种措施来引进和利用外资,从而为国际投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投资企业向东道国提供的各项收入之和称为内收,主要包括四项:(1)购买或有偿使用东道国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要素而支付的费用;(2)聘用东道国员工而支付的工资和薪金;(3)向东道国缴纳的税款;(4)东道国获得的利润。后三项可直接计入东道国的国民收入。如果第一项大部分属于国内增加值,则内收可以近似地反映东道国从国际投资企业所得到的国民收入。外国利益主体(包括外商)从国际投资企业获得的各项收入之和称为外收,主要包括三项:(1)进口(对东道国而言)技术设备、原材料等要素而支付的费用;(2)聘用外籍员工(包括外商本人)而支付的工资和薪金;(3)外商投资获得的利润。外收大体反映国际投资企业向资本和要素输出国提供的国民收入。

  2.内销和外销。国际投资企业的产品有两条销路:一是在东道国市场销售,通称内销;二是在东道国以外的国际市场销售,通称外销。二者比例取决于国内外市场需求大小。有些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需求较大,国内无替代产品,或者虽然有替代产品,但国际投资企业产品质量好,价格较低,因而有竞争优势,这样的产品内销比例较高;还有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畅销,表现为从东道国向国外大量出口。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不同,内销和外销实现价值增殖的程度会有差异。

  3.内收平衡。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内收等于内销产品价值的情况称为内收平衡;内收大于内销称为内收盈余;内收小于内销称为内收赤字。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内收赤字,这引起国民收入部分流失。

  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调整和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的政策建议(略)。

  八、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按照党校教学需要,我从1996年开始在主体班讲授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专题课,这促使我学习和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人口观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是马克思主义对人口的科学认识和主张,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口定位定性、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关系、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口规律等问题的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主张,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观中国化的成果。中国人口总数正在逼近国土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隐患应当引起高度警觉,控制人口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人口自我调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要力争在21世纪中期实现人口零增长,在22世纪收缩到适度规模。

  (二)循环经济的资源利用方式

  1.循环利用资源的六种方法。资源循环利用可以分为完全循环和部分循环:如果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所有资源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循环利用,并且社会生产、生活和自然之间构成循环利用体系,就是资源完全循环利用;如果只是在局部范围实现部分资源循环利用,就是部分循环。在地球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完全而充分的,不存在什么垃圾。但是人类社会由于受种种条件的限制,目前还只能做到部分资源循环利用。随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特别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循环利用资源的范围将日益扩大,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可能会接近资源完全循环利用。从国内外实践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六种循环利用资源的形式,即再生循环、回收循环、互相循环、反馈循环、连环循环、分合循环,分别用几何图形加以表达(略)。

  2.综合利用资源的四种方法。综合利用资源就是综合考虑各种资源的多种用途、多种成分和消耗过程的转化物及其关联性,尽可能全面而充分地加以利用。资源循环利用通常是同综合利用结合进行的,但是后者所要求的技术条件低于前者。一般来说,循环利用过程包含某些资源的综合利用,但是综合利用却不一定有循环利用。正因为综合利用资源所要求的技术条件相对较低,所以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对节约资源,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减少污染具有和循环利用资源同样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综合利用资源的具体方法很多,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方法:一是对一种资源两种以上的用途同时加以利用;二是对一种资源两种以上的有用成分分别加以利用;三是对利用各种物质资源所产生的排放物连续加以利用;四是将一些相互关联的资源利用过程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

  (三)复合产品价值决定、资源用途的兼容性与机会成本收益化

  马克思主要是研究单一产品价值决定,即一个劳动过程只有一种产品。现代经济综合利用资源,同一个劳动过程可以有多种产品,有些西方学者通过联立方程求解,得出联合产品中有负价值的结论,从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我探讨了这个问题,运用劳动价值论合理解释了复合产品价值。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一般资源用途不可兼容,选择一种用途就得放弃其他用途,被放弃的用途收益构成所选用途的机会成本。这个观点值得借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管理进步,一些资源的多种用途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兼容,过去的机会成本现在部分转化为收入。

  (四)构建生态修复和贡献二重补偿机制

  随着我国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建设,将逐步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和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体功能的区域(以下分别简称为经济区和生态区)。这样按照主体功能区来组织经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符合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将引起我国区域分工的深刻变化。生态区的保护和建设成果不仅本区受益,而且向经济区提供某些生态服务,包括调节气候,提供清洁水源等;经济区则向生态区提供某些经济服务,包括就业机会、经济收入和技术支持等。两类区域之间具有功能互补关系,但是这种互补具有非对称性,需要构建生态修复和贡献二重补偿机制。

  所谓生态修复补偿,是指当某个空间范围的生态环境因经济社会发展而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后,采取适当措施在另一个空间范围内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修复,对前一个空间范围的破坏起到补偿作用。遵循谁破坏谁补偿原则,可实行自行补偿和委托补偿、等量补偿和加倍补偿、异地置换修复补偿。

  所谓生态贡献补偿,是指当某个地方、单位或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贡献和牺牲时,由国家和受益区域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遵循共建共享原则,补偿途径和方式主要有:(1)财政拨款,用于单一生态功能区和一些生态专项建设;(2)转移支付,这是生态贡献补偿的基本途径,也就是通过国家或上级政府在经济区征税,然后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向生态区提供生态补偿费用;(3)专项补贴,用于鼓励和支持耕地、林地、草地和湿地等保护;(4)区域合作,在某些生态区和经济区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生态区组织劳动力到经济区就业,经济区为生态区提供某些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服务,这种合作带有一定生态补偿性质。

  (五)低碳经济的话语纠结与行动尴尬

  低碳经济话语体系没有科学表达碳循环平衡规律,也未能全面反映未来经济特征。根据碳元素高低变化给经济形态命名的方法不科学。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方向是通过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最终修复地球系统碳循环平衡机制,并维护它的健康运行。未来经济的碳资源利用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单纯根据碳作为特定资源的消费量及其利用方式变化来判断未来经济特征未必可靠。一些西方国家的行动方案存在明显偏向,在实施中出现尴尬局面。国内一些地方制定了发展低碳经济规划,内容基本上是以前制定的发展循环经济方案的翻版。有的地方根本不知道本地究竟有多少碳排放,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匆匆制定发展低碳经济规划,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一方面说要发展低碳经济,另一方面碳排放大幅度上升,凭空提出的减碳任务不能完成,实际上已经陷入行动尴尬。由于中国人口多,目前人均碳排放量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全国排放总量在世界各国中占第一位,今后一个时期内还会继续增加,短期内难以显著减少;同时,中国增加碳汇的潜力很大。显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绝不能局限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低碳减排思路,而必须坚持减源增汇双管齐下,特别是通过增加碳汇抵消增加碳源的影响。国内讲发展低碳经济用意无疑是好的,但是这套话语体系存在明显局限,不宜对低碳经济定位过高。诸如生态文明、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概念构成的话语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更便于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行动。

  九、全球化视域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经济学是与哲学等学科紧密联系的。为了深化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研究,我思考和研究了一些哲学问题,主要是从全球化视域来深化和拓展对人类社会发展三大规律的认识。这三大规律是: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规律;也可分别称为社会生产必须适应人类需要的规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

  (一)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

  1.规律内容。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人类需要最终决定社会生产目的,要求社会生产在规模、结构和持续发展等方面与之相适应;社会生产影响人类需要的满足水平和方式,促使新需要产生;后者对前者的适应程度在互动中逐步提高,永无止境。

  2.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要在地球上持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做到“两个不危害”:任何时空范围内的人通过发展社会生产来满足某些需要,不危害满足自身另一些需要的条件,不危害其他时空范围内的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满足某种需要不危害满足自身其他正常需要的条件,是个人各种需要之间的内在约束;满足某种需要不危害别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约束。这“两个不危害”简要概括了人类需要与社会生产互动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也是这一规律的客观内容。

  3.判断社会生产是否适应人类需要的标准和方法。在全球化条件下,判断某个时空范围的社会生产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必须从动态中全面考察它同这个时空范围内外人民需要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能够适应国内人民需要,但危害别国人民满足需要的能力,那就不能认为它完全适应人类需要。只有当一个时空范围的社会生产在满足这个时空范围内的人民需要时,也促进或者至少不妨碍其他时空范围的人民满足其需要,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人类需要。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矛盾。总体判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利益分割状态必然使经济主体行为产生强烈的外部负效应;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法统筹兼顾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无法做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必然在个体、地区、国家层面引起贫富两极分化,不可能保证各国人民合理分享地球资源和发展成果。

  5.共产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共产主义社会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言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人自身全面发展、实行按需分配等特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全世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充分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通过清洁生产提供充足的消费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人类共同拥有和分享地球资源,保持适度人口,自我节制需要,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大家共享物质和文化发展成果,人与人和谐相处。

  (二)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与生产关系调适扩容

  1.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力功能升级。所谓生产力功能升级,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生产力在大幅度增强原有功能的同时出现新的功能。目前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功能正处于新的全面升级过程之中,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使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二是转变改造、利用自然的方式;三是从生产力内部产生保护自然的功能:四是世界生产力呈现全球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产生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效果。

  2.生产力功能升级对生产关系调适扩容的要求。世界生产力功能升级要求建立有利于正确认识自然、科学改造自然、合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调适是指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扩容是指通过现有生产关系调适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来扩大对生产力的容量。各国除了生产关系调适之外,还必须着手建立有利于全人类共同拥有地球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共享发展成果的新型世界生产关系。

  判断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是否同生产力相适应,必须全面考察它同国内外生产力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同国内生产力相适应,但是妨碍和限制别国生产力发展,那就不能认为它完全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既促进国内生产力发展,又带动或者至少不阻碍别国生产力发展,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

  1. 世界生产关系格局及其调适扩容方法。虽然各国生产关系性质和结构差异很大,但其调适和扩容也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方法:一是在国家范围内按某种比例整合私有制和公有制,注意调整其结构,创新所有制形式;二是制定和完善交易规则,调节产品价格,从而调整交换关系;三是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形成多种分配方式,通过调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来改善分配关系。恰当运用这些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性。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际化

  1.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环境的总和。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相关环境。第一,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环境的总和,与上层建筑一起构成完整的社会形态。第二,经济基础作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环境的总和,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和发展。第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环境共同来实现的。

  2.各国经济基础的跨国交织构成国际经济基础。一个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相关环境的总和称为国内经济基础。全球化进程中联系日益紧密的各国经济基础与地球环境的总和,称为国际经济基础,它充分发育后也可称为世界经济基础。

  3.国际上层建筑的构成。国际上层建筑是各种国际政治组织、国际条约和国际意识形态的总和,它基于国际经济基础,通过各国上层建筑密切合作来活动,在职能和作用方面则超越国内上层建筑。当代国际上层建筑主要包括四类元素: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国际宪章、公约、条约和协议;区域国际组织;国际意识形态。

  4.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别国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冲突。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既要适应本国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也得符合国际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还会受到国际上层建筑的影响。判断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是否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全面分析它同国内国际经济基础的关系。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既同本国经济基础相适应,又有利于或者至少不损害国际经济基础,才能认为它全面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与别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尖锐冲突,两次世界大战和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四)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全人类的共同需要汇成可持续发展浪潮,直接冲击资本主义制度,各国人民对合理分享地球资源和财富的强烈要求构成社会变革的持久动力;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家注重在提高资源效率和环保水平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财富源泉加速涌流;教育文化卫生事业总体上迅速发展,人的素质和文明程度趋于上升;全球海陆空交通网路形成,信息化步伐加快,“地球村”效应增强;生产力功能升级促使各国生产关系调适和扩容,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不断发展,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呈现某种人类联合体雏形;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曲折发展,最终将对其他国家走向共产主义产生积极引领和示范作用……所有这些表明,人类社会在各种客观规律的推动下,正朝着共产主义方向演进。这是地球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语

  虽然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若干理论研究中下了一些功夫,但是究竟有没有实质性创新,还需要同行评价和实践检验。今后我将选择一些重点问题深化研究,扩大和完善有关成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社会推介。经过几十年的学习和研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科前景是光明的,至少在党校系统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应当保持主流地位。我校自建校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取得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面临后继乏人状态,尚无青年教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借此机会,我向校领导再次表达近年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的一种看法,就是希望尽快引进、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研究接班人,使我校这一学科得以延续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 信息网络中心 版权所有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建设大马路3号 邮编:510053 E-mail:web@gddx.gov.cn 粤ICP备05013144号

中科汇联承办,easysite内容管理系统,portal门户,舆情监测,搜索引擎,政府门户,信息公开,电子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