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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朋:新时代构建长效反腐机制的三重维度

  反腐败首在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必须牢固树立并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权力观,依靠民主集中制和健全的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防止形成脱离群众的利益集团和贵族阶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要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动态反腐目标体系,既相互区别、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环环相扣。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需要通过纪律震慑、制度约束、文化自觉三重维度综合治理,完成对党员干部底线规范、制度边界和文化自觉,从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进而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纪律固本:强化不敢腐的底线敬畏

  构建长效反腐机制前提是“不敢腐”。

  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为新时代反腐肃贪明确治本清源之策,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规律认识的深化。“不敢腐”,是一项源头遏制性工程,发自内心不敢腐的关键是纪律。从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源看,执政党只有管住纪律,才能从源头管住干部、看住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例表明,党员干部出问题往往都是从突破纪律、破坏规矩开始的,蜕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纪律观念淡漠、纪律约束松弛、纪律惩治失效的过程。把纪律挺在前面,将纪律执行到位,是从源头遏制腐败的关键前提;从腐败治理的规律来看,监督、教育、制度等举措功效发挥到位,都必须依赖纪律保障,如果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不正之风将蔓延,教育、监督、制度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我们党历来重视纪律建设,在党的二大上,党章就设立了纪律专章。从“不拿群众一块红薯、一切缴获要缴公”,到今天形成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在内的系统纪律规范,纪律建设是始终保障党的廉洁高效的基本手段。倘若没有严明的纪律约束,管党治党就无从谈起。

  把纪律建设作为构筑不敢腐的治本之策。

  一是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秉持政治操守,严防政治腐败。漠视政治纪律往往是一切腐败现象的源头。在群众眼里,腐败往往意味着经济问题,实际上干部腐败尤其是高级干部腐败首先始于政治纪律的缺失。政治纪律关口一旦失守,其他纪律就会全线溃散失效。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政治纪律的底线就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用权为民、清正廉洁,秉持政治操守,决不以权谋私,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尺。

  二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实质上是扭曲的权力观。特权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姐妹,本质上都是权力的滥用私用。特权包含腐败因素,腐败通过特权形式实现;特权能够助长权力滥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催化剂。反腐败首在解决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必须牢固树立并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和权力观,依靠民主集中制和健全的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防止形成脱离群众的利益集团和贵族阶层。党员干部要强化纪律意识,执行比一般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时刻用纪律尺子丈量自己的行为,真正做到执行纪律无条件、遵守规矩不含糊、守住底线不逾越、遇到红线不触碰。

  三是纪律建设要突出实践导向。坚持实践导向,就是要从制度化走向实践化,用实践的观点、实践的眼光、实践的方法,来检验纪律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手段措施是否务实有力,制度机制是否周延管用,惩戒效果是否符合预期。一方面,纪律建设要注重理念、制度与实践的统筹融合成为一个整体,确保纪律建设的周延务实管用;另一方面,要把纪律挺在前边,发挥纪律惩戒功能。同时强化纪律执行刚性,明确执纪责任,最终让纪律约束权力的正确运行成为新共识,纪律约束和责任追究成为新常态。

  制度管权:构筑不能腐的防范机制

  构建长效反腐机制的关键是“不能腐”。

  “不能腐”,就是从体制机制和制度流程上消除腐败发生的条件,使党员干部没有腐败的机会和寻租的可能。制度是规定和塑造组织或个人行为的规范、惯例的总和,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构筑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必须从制度层面谋划,供给好的制度和制度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特别重视制度反腐,依托完善的制度化体系惩治腐败,一方面坚持制度建笼,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避免“牛栏关猫”,另一方面确保制度刚性,避免制度成为“稻草人”。这不仅是对自上而下依靠权力反腐的人治化反腐败的超越,同时是对时紧时松、忽严忽宽的“运动式”反腐败的超越。

  坚持制度化反腐,构筑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是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制度管权的有机结合。

  一是要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制度化反腐的关键,就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设计和流程管理规范权力运作,扼杀权力寻租的人为空间与可能,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并受到严格监督约束。为避免利用权力寻租,必须通过设置具有科学性、正义性、稳定性的制度来制约和监督权力,让坏人无法干坏事,这就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律。权力制约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权力内部分权,同体制约,第二种是权力外部分权,异体制约。不管是同体制约还是异体制约,都需要制约主体权力与被制约权力的制衡,不然会流于形式。因此,在改革方向上要严格约束干部手中的直接权力,尽可能消除以权谋私的空间,还要增强监督主体的权力。严格约束干部手中权力,就是最大限度地缩小自身的经济人角色,减少对市场直接管理作用和资源分配中的权力性因素,归属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交还给市场和社会。增强监督主体的权力,就是要让监督的权力与权力运行保持适度均衡。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由“一府两院”体制改革为“一府一委两院”,明确了国家监察委在权力运作中的权限及功能,保证监督权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效果。这些决心和措施,为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二是确保反腐的制度化、体系化。科学系统的反腐制度体系是制度反腐的前提,应确保权力真正关在制度的笼子中。一方面,要加强反腐主体制度体系的建设。反腐主体制度体系主要是以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的直接制度安排,主要注重顶层设计,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系统规划反腐制度框架,供给有效反腐制度,铲除滋生腐败的不良制度和潜规则,注重制度间的衔接和呼应,提高制度制定水平和制度运作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配套制度的供给,比如官员诚信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举报投诉制度、遗产税与赠与税制度、回避制度等,让配套制度与主体制度形成严密的制度网,发挥制度的整体功效和协同效应。

  三是完善反腐国际合作制度,加入国际反腐机构,提高国际追逃成功率,降低国际追逃成本,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

  文化治心:营造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构建长效反腐机制基础保障是“不想腐”。

  “不想腐”,是反腐的基础性工程,主要指权力主体完全发自内心的廉洁奉公的价值自觉和拒腐防变的精神之钙。一旦精神缺钙、信仰垮塌,思想就容易混乱和迷失,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就会松懈。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反腐实际上就是一场观念重构的价值观较量,以文化之力反腐是实现由“不敢腐”到“不想腐”的治心工程,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人文化成,做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文化的词源意义是文治教化,也就是文治、德治,与武治、法治相对应。以文化之力治心,营造“不想腐”的价值自觉。

  一是传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清官情结、天下情怀、先忧后乐等廉洁自觉,到为政以德的传统为官之道,再到革命文化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贯穿着清正廉洁、用权为民的价值理念。党员干部只有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提高文化涵养和精神境界,才能正确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沉淀升华为属于时代实践的廉政文化和价值自觉。

  二是塑造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注重廉洁价值观的教化与引领,是世界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反腐的基本经验。学习借鉴这一成功做法,塑造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是我们赢得反腐败压倒性胜利、实现政治清明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应包括敬业、责任、底线、奉献等内涵,并将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建设与家风建设、行风建设结合起来,给全社会注入廉洁基因,营造良好的廉政环境和氛围。

  三是高度警惕社会腐败亚文化的“逆淘汰”现象。腐败亚文化,是指在腐败群体乃至全社会,盛行的各类容易引发腐败的潜规则及各种腐朽思想、意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这种亚文化极具侵蚀性,危害极大,不仅抬高了社会对腐败的现实容忍度,而且降低了腐败行为的道德羞耻感。腐败亚文化的现实危害在于诱使社会个体模仿和尝试腐败行为,如果尝试成功便会在内心深处接受并输送给他人,达成负面的传播效应,这样主流价值便面临着被逆淘汰的严重风险,值得高度警惕。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腐败亚文化,广大党员干部更要自觉远离抵制腐败亚文化滋生的各种潜规则,推动全社会对廉洁价值观的理论认同、真诚信仰和自觉行动。

  (文章来源:2018-01-25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建研究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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