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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峰: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意识

  关键词: 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 话语意识/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话语赋以自主性的解答,而不是依赖于西方普遍主义的某种理论。在西方普遍主义已经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应该自觉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地位,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自觉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和话语意识。

  面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①这既是重要的判断,也是极具问题导向的“历史唯物主义诉求”。

  因为,随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体系的衰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发展应该有能力催生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解答和创建属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意识。

  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范式危机

  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里,普遍主义的产生既有其最古老的哲学渊源,也有其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情结,但使普遍主义世界观成为主导全球的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却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功劳。

  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自然哲学体系,一直在探讨一种能够作为万物统一的本原与永恒基因的世界观,比如泰勒斯说的“水”,它就具有万物之本源的永恒与普遍特性;赫拉克利特发现的“火”,同样构成世界永远跳动不熄灭的本质,在他们这里,变与不变、如何寻求变化世界之后的不变本质,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而从巴门尼德、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变与不变、存在与非存在、意见与智慧、理性与经验、善与法等问题的讨论,同样表达的是不变的逻各斯对变化的现象世界之制约。这种哲学世界观,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整个欧洲哲学,并完全渗透于伦理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范式之中。换句话说,追求普遍性与适用性、永恒性,是整个西方思想的原始基因,绝非仅仅是亨廷顿所讲的只是自由主义的特质。②

  基督教的救世主义则从宗教层面强化了西方的普遍主义诉求。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我们看到:“普遍主义是一种对所有灵魂之解救的信仰。尽管普遍主义在基督教历史的多个时期出现过,但最著名的是在三世纪亚历山大利亚的《原罪》(Origen)著作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它从18世纪中叶的美国开始。启蒙运动减缓了加尔文主义神学的严厉方面,并为普遍解救教义的再现铺好了道路。普遍主义者相信,仁爱的上帝只挑选人类的一部分加以拯救而让剩下的人注定受罚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坚信来世的惩罚是一个有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灵魂被净化,并为上帝现身的时刻准备永生。”③这种基于原罪推定的基督教救世主义坚信,凡是信仰上帝的人们都会在未来洗尽其罪恶并得到现世的解救,而所有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也具有了一种相应的使命感——解救那些不信基督教和解放全世界的愿望。基督教的救世主义能被普遍化,除了其观念的普遍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参与了整个形塑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它突破了狭隘的族群意识,确立了普遍的人类意识;它的博爱情怀、它的上帝信念等等,为西方法治、国家统一、农奴解放、救济穷人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种普遍化的宗教意识能够确立起救世的普世化认同,离不开血腥的宗教战争。

  哲学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追求与宗教的救世主义精神,并不是独自完成的,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世界化中被进一步确立、被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启蒙革命的价值演绎、知识体系的理性—经验对峙、民族国家等的建构(矛盾与调和)过程中,伴随着自由主义理念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与全球化,这种古典的似乎与价值无涉的原始基因终于生成出今天主导全球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体系的话语体系——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富裕、国家、市场、政府、理性、科学等一系列现代性理念。

  这些现代性理念已经征服了自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以来的所有主权世界。但是,这些理念在今天是属于全世界的还是被一种叫做“西方”的主体推及到全世界的呢?

  黑格尔曾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世界精神的自我完成。但是,自由的世界精神最终是在哪里完成的呢?是在一个叫做“日耳曼”的国家。他那句耳熟能详的话语——关于自由的演进——我们不需要再重复,我们只需要知道,历史在非“日耳曼化”的国家里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话题。

  甚至今天的重要哲学家如哈贝马斯也曾这么说:“我们西方的注入,对世界的理解具有普遍意义。”而西方是什么?“西方永远不满足于他体所认识的西方;它总是迫切地要求去接近自己的他体,以便不断地改造自我形象;它不断地在它与他者(the other)的交往之中寻找自己;它永远不会满足于被认识,相反,它却宁可去认识他体;它宁愿做认识的提供者而不做认识的接受者。要言之,西方必须代表普遍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之下,所有特殊性被扬弃。诚然,西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但是它却作为一个普遍的参照系数,按照此参照系数所有他体能够识别出自己是个特殊性。在这一点上,西方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在的。”④

  “西方”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想象,西方已经逐渐被美国所代表。

  2007年逝世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1991年就说道:“我们要说,在实践中我们必须赋予我们自身的团体以权利,尽管没有圆满的如此做的正当理由。我们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应该接受这种事实:我们必须从我们所在之处开始。这就是说,有许多观点我们只需不必认真地当真。”⑤这种基于西方普遍主义化的逻辑不言自明。而苏东剧变,更似乎验证了西方普遍主义的胜利,因为它意味着“历史的终结”⑥。

  “9·11”事件之后,哈贝马斯曾严厉批评布什的政策,认为美国借反对恐怖主义发起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明显的老牌帝国普遍主义。美国不过是从其自己的世界观的自我中心化视角出发来感受超越其边界的遥远视域的世界。这是一种将“自身和周围世界都客观化,以便将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的主体”⑦的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一切被普遍承认的价值都有可能被当作个别地拥有并在全球范围加以分配的物品。

  其实,这种认识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被美国人自己发现。加里·乌尔曼在1994年就提出:“对于多元主义和下一个美国世界的关键就是拒绝普遍主义。美国必须停止输出自由民主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好像这些产品能够轻易地被其他世界以一种市场价格来买到,而不用考虑历史与地理环境。”⑧这不仅道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话语逻辑的生成本质——依赖于资本与市场,更表达出维持这种霸权话语的美国企图。

  而维持美国这种全球霸权的企图,就在于美国必须把自己的经验——成功(和失败)——传输为海外观念,这种观念能够成为基于一种新的普遍法之上的新国际秩序的通用货币。正如卡尔·施密特说过的:“利用这样的观念,美国就采取一种特殊的灵活性和能力来要求世界人民的尊重。”⑨

  在今天,美国已经代表了西方普遍主义的一切价值体系。而且,它也在不遗余力地将西方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完全价值化、制度化和实践化、美国化。2008年奥巴马执政后,就明确希望“通过榜样的力量,而非力量的榜样”来推进“普世价值”。

  但是,2008年发生于美国的金融危机,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1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阿拉伯之春事件,2014-2015年发生于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2015年的苏格兰公投事件,2016年发生的英国退欧运动,以及2002年阿根廷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崩溃,2015年委内瑞拉经济体系的崩溃等事件却提出质疑:在今天这个世界,西方普遍主义的价值信仰体系——自由、民主、理性、人权、平等等等,还会像以往那样得到全世界的尊重吗?甚至,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在其网站上批评,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新自由主义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稳定,并非是许诺的经济增长。⑩

  西方普遍主义的论调,收获了世界的整体成长。但是在今天,它不仅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内部遇到了重度的挫折和质疑,更是遭到了外部发展中国家和多元文明的自觉抗争。曾经横行世界的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范式,已经显现出“西方主体性的衰落”。

  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体性地位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1)面临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范式霸权的时代性衰落,我们应该抓住机遇,从全球实践出发,竭力使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使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最亲密地接触并产生根本性的作用。

  在今天,我们已经收获了诸种理论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做出概括,对全球实践做出回应,但在总体的话语表达与建构上仍然受制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范式框架。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知受资本主义束缚。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体性地位的时刻,而且是自觉与主动地去确证属于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认知方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前提与可能。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还是其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话语体系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并未获得概念与范畴意义上的普遍性共识。因为,在许多研究者看来,现代性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只有一种,那就是适应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并与资本主义时代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现代性,那就是西方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理性、科学、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市场,等等。正是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在全球世界播下了种子,使得世界开始了解、接受、认同与实践这种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甚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确认这种只有两百年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功绩超出了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文明总和。

  而且,1853年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征服时,也毫不留情地说道,印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2)。而英国对印度的征服不过是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13)。印度作为东方的古国,根本不可能具有任何现代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不过是外部的输入,在这场输入与殖民中,印度将失去其前现代性的愚昧。

  而对于中国的认知,马克思给出了类似于印度的判断。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针对英国政府对于清朝的鸦片战争贸易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14)作为前现代性的野蛮、道德、陈腐与作为现代性的文明、自私自利、贱买贵卖的市场原则相对抗,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现代性似乎就是资本主义的特权。

  但是,同样是马克思,也直接指出了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特质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切反理性、反科学、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反市场的反现代性弊病: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5)。所以,《共产党宣言》不过是给了资产阶级自己鼓吹的那种普遍主义文明一记响亮的耳光!

  如何改变?在针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时,马克思明确提供了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方案——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但是,马克思所说的跨越与“非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不需要资本主义,如果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残酷及其政治制度的虚伪民主,就以为他们会同时拒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理性、科学、人权、平等、市场、国家等等这些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实现方式,从而否认社会主义现代性概念及其内涵本身,那只能是一种狭隘的线性时间式阅读。

  很不幸,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信仰,至今仍有不少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都在否定社会主义现代性。他们可以接受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却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身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认知可能,因为他们把现代性当作了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若如此,他们也就在事实上真正否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当下应有的主体性地位。

  事实则是,远在马克思之前,随着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运动的开始,现代性价值的实现方式就已经不再表现为纯粹的资本主义一种,而是有社会主义的选择与可能。而且,社会主义对于现代性价值的实现方式显然更优于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种种反现代性本质,恢复现代性价值的原貌。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的现代压迫下,资本主义现代性才表现得更加文明与更富有理性——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水平、工会组织、工人福利、妇女儿童权益、政党制度多元民主化,等等。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不过是在理论与现实形态如何使这些现代性的价值向真正的普遍性方向发展和实践。

  所以,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内涵及其主体性地位,无非就是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本身。若没有这种确认,我们就无法确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

  而这种确认,当然首先需要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与中国制度的他者承认与自我认同。

  我们有他者的承认吗?当然有。2004年,英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雷默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16)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也说,中国“是作为一个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而拒绝华盛顿共识传统理论的国家的榜样”(17)。而对于作为普遍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危害性,2002年就已经有西方学者明言:“如果新自由主义继续作为一种支配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来统治,那么世界资本主义就会面临停滞、不稳定甚至最终社会崩溃的将来。”(18)

  所以,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09年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就鲜明地指出,欧美一些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于是他们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无论是自然进展或必然发展,最终会遵从西方的范例。但是,雅克认为,中国不会沿袭西方的现代化规划,“中国的传统思想是求同存异”。中国非主流的发展模式将会接替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19)基于欧洲中心的西方普遍主义,在他看来根本不可取。

  的确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从完全的计划理性发展到当代的市场理性,从两种制度的对立斗争发展到当下地域内的多元交融,从对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等现代性观念的拒绝到今天的中国现代性拥抱和改造,从单向度的发展到整体主义的发展和全面逻辑,都正在和已经展现出自己鲜明的现代性气质。

  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学者所发现,如美国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詹姆斯·格雷戈尔教授就在其新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缔造》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性”(socialism modernity)(20)概念,并用之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当下。

  当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并未脱离现代性之普遍性的要求,对于仍然在需要利用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来发展自己现代性价值目标的中国道路而言,就一定会暴露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实践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但是,有异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究竟能否正视和解决这种异化,而不是回避与退让。

  针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曾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21)今天,不仅一切唯物主义理论都在科学发现的过程中实现着自己的创新,一切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在历史的唯物主义解答中,开辟着属于自己的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及其理论创新,更需要这样。

  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有机化”与独立性

  在全球变革与道路纷争的时代,有效地解读和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及其主体性地位,科学地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世界意义,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自觉导向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既需要切合实践的理论形式的改变与创新,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机化”的诉求与独立性的客观坚持。

  20世纪30年代,面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几无可能的形势,意大利共产党人、哲学家葛兰西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观点,来确立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可能。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的划分不应该按照流行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区别来看待,相反,应该“在各种关系体系的总和上找寻这种区别的标准,因为知识分子(以及从而他们所代表的集体)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的总体之中”(22)。所以,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在于“对拥护或变更世界观,即是唤起新的思想方式起着一定的作用”(23)。依此为标准,葛兰西提出了知识分子本身的类别: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

  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自诩为超越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又与老旧的、垂死的阶级藕断丝连。葛兰西说,这样的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连续不断的历史继承性和自己‘特殊的本质’,所以他们也认为自己仿佛是自动的,并且独立于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24)。他举例说了一些教会服务人员和传统的学者、理论家甚至艺术家。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脱很容易被当作“社会乌托邦的表现”,知识分子适应了乌托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结果。而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显然无益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文化领导权的获得。

  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与既定的统治社会集团尤其是新生集团存在密切关系的知识分子队伍,而且这个知识分子队伍能够与社会普通大众互动交流,既启蒙教育群众又被群众所感染。葛兰西指出:“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发展着的每一个集团最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越加迅速,也更加有效。”(25)这种“有机的”知识界人物是与新阶级相随、在新阶级中生成出来的,一旦生成出来,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由”同意基本统治集团提供的社会生活方向;执行国家机关的意见。(26)这样“有机的”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造与培养的对象。

  因为,有机的知识分子既了解无产阶级又能够给予无产阶级理论意识。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就是知识分子的集合,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集合。因为,政党要完成统治的职能,“党只能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一种复合成分,在其中,集体的意志得到了公认,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行动,因而它开始有了具体的形式。历史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有机体,它就是政党——集体意志聚合于其中的第一个细胞,集体意志的胚芽将发展成为普遍的、全社会的意志”(27)。所以,无产阶级政党既创造社会主义革命以获得政治领导权,但同样需要庞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来塑造与传播和新生无产阶级意志相一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斗争,从而获得文化领导权。

  时过境迁,这种文化领导权理论并没有因为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消失而被遗忘。相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独立探索使自己牢牢获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领导权。

  但是,牢牢地把握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化领导权的大众认同与追随不存在分化与怀疑的可能。实际上,面临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所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社会治理冲突与阶层正义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经遇到了相当程度的挑战。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意识,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应对西方普遍主义霸权范式的需要,更是坚持与完善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需要。因为,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意识的理论形式,从来不是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当时的理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超然于现实社会之上的不变的观念与范畴体系,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受物质生产、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制约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这样的产物绝不可能会是抽象不变的范畴。(28)所以,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式发展,必须要切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中提出的政党和知识分子的“有机化”观点,就有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党员数量最多的政党,是否都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的集合?即每一个党员本身是否都理解、认同、追随、实践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与世界观?党员队伍中不断爆发的贪污腐败案件,不断被揭露出的“老虎”、“苍蝇”,针对社会问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都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并非都是“有机知识分子”的联合,在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同样既存在着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存在着非知识分子,甚至是完全与中国共产党所宣扬的世界观价值观背道而驰者。很多人把中国共产党出现的这些问题,归因于党员身份的多样化,或者说非有机化,但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并非在此。葛兰西早已经说过:“商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大大有利于做生意,工业家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用最小的开支而生产更多的东西,农民成为政党的党员,不是为了掌握新的耕作土地的方法,纵然政党在某种关系上也能够满足商业家、工业家和农民的这些要求。”(29)政党和政党本身的党员,应该要克服自身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因素,要成为具有“高尚的品格”的党员,要能够使政党成为发挥“教育的、精神力量”功能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正如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和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所有的共产党员要在行动上和在思想的纯洁性上,保证自己真正入党,确保自己成为党员之后永不变色,即不断地“有机化”,真正实践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的永恒世界观价值观。

  同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广大工作者与研究者,也是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集合,在这样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里,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有机化”也是一个有待持续发展的任务。按葛兰西的知识分子分类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中国,既存在着一些超出一切阶级的传统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艺术家等),也存在着一些维护(小)资产阶级、权贵集团利益的传统知识分子,当然,更多的是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相一致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如何争取、培养与改造这些传统知识分子,使其成为有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就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总是一切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的中介,他们自身的知识理论和思想影响力总会影响与制约广大的普通人群。在一个急需理论创新与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主体地位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联合,而不是远离与有害的分化。

  换句话说,从来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分析到,所有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形式,而这些意识形态不过是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因此,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去发现、提出、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别的生产关系总和决定出来的某种理论,尤其是作为西方普遍主义范式代表的、已经日渐破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集体需要进一步有机化,广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样也需要进一步有机化,即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中所说,这个时代需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需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真正“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这样有机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既能够科学、充分、完整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意志和领导能力,又能够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追随,从而真正赢得全体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自觉认同与自觉建设。

  这不是某种强人所难。考察人类历史,古今中外,凡是长治久安、引领世界的朝代与国家,无一不拥有与统治集团相匹配的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拥有这些队伍正是要传播统治集团的世界观,使其成为整个社会的“常识”。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所列举的各类人物,都是充分的注脚。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进一步“有机化”并不排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客观独立性与批判性。

  知识分子总被誉为社会的良心。这就说明,任何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无论他(她)在从事任何研究与实践,都能体现出自己研究的公共性、理性、科学、逻辑、公正、富有人性的关怀与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情批判。即使作为一名有机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此葛兰西说得很清楚,有机的知识分子都拥有“历史的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没有这种世界观,就仅仅是一个“专家”。(30)

  马克思在创建自己理论任务时,表达得同样清楚。他说,他的理论任务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他的方式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31),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2)。中国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使自身有机化的同时,要自觉地去拒绝犬儒化的污名。

  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客观独立性,就需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要切实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的同时,反对那些“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33)因为,这一方面已经教训良多。

  面临着时代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给予理论支持;同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更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与发展,以期达到对中国道路的“自我的阐明”。

  注释: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②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③Encyclopedia Britannica,Encyclopedia Britannica,2008.

  ④[日]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6月刊。

  ⑤Richard Rorty,“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Vol.1,p.29.

  ⑥[美]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⑦Jürgen Habermas,“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Vol.17,2003.

  ⑧Gary L.Ulmen,“Pluralism Contra Universalism”,Society,July/August 1994.

  ⑨Ibid.

  ⑩“Neoliberalism:Oversold?”,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2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6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275页。

  (16)[美]雷默:《北京共识》,新华社编辑部译,载《参考资料》2005年1月29日。

  (17)[美]哈特-兰兹伯格、伯克特:《解读中国模式》,庄俊举编译,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2期。

  (18)David M.Kotz,“Globalization and Neoliberalism”,Rethinking Marxism,Vol.14,Number 2,Summer 2002.

  (19)“英学者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推崇中国模式引争论”,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9-08/03/content_18254353_2.htm。

  (20)James Gregor,Marxism and t0。he Making of China:A Doctrinal History,Palgrave Macmillan,2014.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28页。

  (22)[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保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23)同上书,第422页。

  (24)同上书,第420-421页。

  (25)同上书,第423页。

  (26)同上书,第425页。

  (27)[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2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29页。

  (30)[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42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1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5页。

  (3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2016年5月18日。

  文章来源于人大复印:《社会科学总论》2017 年 03 期,原发期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 年第 20165 期 第 171-178 页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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