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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的价值定位与路径规划——从法律职业共同体寻求法官来源多元化的渐进突破

  

  胡鹰  王德军  戴龙宁  田娟

  

  论文提要:近年来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研究着眼点基本都放在专业能力、资历认定标准上以及程序的技术操作上,很少有研究者将目光投向法官群体之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来寻求一种来源性的突破。本文立足于多渠道法官遴选的价值定位,结合我国法官职业群体来源多元化的现实基础及其实践经验,力图为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寻求一条较为合理、可行的发展路径。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同类别人群之间的互动需求,尤其是律师、学者和行政机关法律工作者希望进入法官职业群体的需求,体现出司法裁判公平正义在裁判实施主体组成上的一种民主、多元化的趋势,这种民主、多元化的色彩,恰恰是符合当今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度不断提升的要求。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对于提升司法裁判主体职业素养从而提升我国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多渠道遴选法官的发展它必然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推进而逐步实现的,其发展路径中,从法院内部体系培养法官的渠道必然占据主导地位,从经验丰富的律师、学术成就突出的学者中遴选法官目前应当作为我国法官选拔制度的一种补充渠道,并通过“体制框架内有限度地实现法官来源多样化——逐步吸纳体制外人员进入法官队伍——面向律师职业群体全面开放遴选渠道”的渐进式路径来实现法官来源多元化的遴选机制。

  

  一、需求: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命题的提出

  

  (一)理论根基: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

  

  法官作为国家司法权力的直接行使者,是公正公信的主体要素,其法律专业素养、司法职业操守、实践经历和社会阅历直接体现出社会的司法公正水平,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起到关键的作用。实现法官高水平素质能力最关键的途径就是法官的产生机制,即法官遴选制度。它是有关法官素质标准和甄别方式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一项直接关系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和职业形象的司法制度。 (1)好的遴选制度让社会中有能力和禀赋从事司法审判者能够成为法官;同时,还会激励已在任法官更注意积累司法的知识,不断提升法官的整体水平。 (2)这也决定了法官职业群体的准入机制必须严格、科学、合理。

  

  (二)现实需求:困境催生的突破渴望

  

  行使裁判权本身是一个复杂并且技术要求极高的过程。法官一方面要具备深厚的法律理论基础,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另一方面还要具备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娴熟的办案技巧,具有公正、廉洁、深沉等品质,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社会磨练才能获得。  (3)但是,在我国大陆地区:法官通常从本法院内部产生,经历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这样一种单一的成长路径,年轻的法官群体法律职业经验低,其他法律经验丰富的法律职业者之间又无法实现与法官职业的沟通和交流。法官职业群体的准入机制单一而封闭,门槛低,范围窄,程序不规范的弊病长期为人诟病,基本不能体现出“遴选”所具有的择优性、竞争性意义。而且我国长期对司法人员实行与普通公务员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并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建设政治素养好、专业素质高的职业化司法队伍。 (4)封闭型公务员体系、司法能力参差不齐的法官队伍,已难以适应社会多元化的司法需求,民众信任度、认同度亟待提升的现实需求更是对司法裁判者的来源提出了挑战,法官需要再来源的多元化上实现突破。

  

  (三)依托本土:路径探索的基本规律

  

  在司法机制较为完善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往往是从具有相当资历的律师中遴选,通过来源控制实现职业技术及阅历道德方面素质的高水准。这对我国的法官选任很有参考意义。但另一方面在我国本土的现实基础上,法官遴选机制的完善应当采取怎样的定位和何种路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复杂而多元的问题。中国法官职业化遴选的改革与完善应进一步立足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职业基本特性的要求,尊重职业司法官养成的基本规律,建立切实符合法官职业化要求的现代法官遴选制度。 (5)本文立足于多渠道法官遴选的价值定位,结合我国法官来源多元化的现实基础及其实践经验,力图寻求出一条较为合理、可行的发展路径。

  

  二、公信: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的价值定位

  

  (一)法官:司法公信的载体

  

  法官是依靠自己对法律的诚挚理解和内心良知对社会纠纷作出判断的职业,他的法律水准和职业道德直接决定着他能否对案件作出公正审理和裁判。很大程度上,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不如说是对法官的信任,在法律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因此,苛刻的法官任用条件和严谨的法官选任程序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基石,是社会公众信任法官和信赖司法的基本前提。这也是西方法治国家法官具有较高社会信任度的有益经验。 (6)近年来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研究,着眼点基本都放在专业能力标准等技术操作层面上,本文则将目光投向法官群体之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来寻求一种来源性的突破。

  

  (二)多渠道选任:提升司法公信的有效途径

  

  无论是社会民众、国家机构或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群体,在对于司法制度体现的公正公信价值观都有着同样的追求,这些法律共同体成员在骨子里对于催生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的途径都有着高度一致的追求,他们既是司法公信的直接受益者,更是司法公信提升的推动者。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指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以从事法律职业为基础,以共有的法律伦理信念为前提,以统一的科学的法律职业教育为纽带,以共同的法律信仰和对法律职业的崇尚为核心精神,在互动协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定关系的联结体。法律职业共同体一般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学者这四类职业群体,他们在法治国家基本上主持着法律的运作和循环,是法治理念和法律精神的主要载体。 (7)我国还应当包括在党政行政机关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职业群体。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这几类职业群体之间产生了强烈的职业互动需求,彼此之间期望并实际实现职业流动的态势正日趋明显。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不同类别人群之间的互动需求,尤其是律师、学者和行政机关法律工作者希望进入法官职业群体的需求,恰恰体现裁判实施主体组成上的一种民主、多元化的趋势,这种民主、多元化色彩,恰恰符合当今社会民众对于司法信任度不断提升的要求。同时,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向法官职业聚集并择优,原本封闭的法官职业圈子受到外来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冲击和竞争,带来的将是裁判者思维、视野和履职动力的刺激性提升,并将成为提升法官职业群体精英化的最直接的推动力。

  

  多渠道法官遴选的直接目标就是挑选法律精英担任法官,目的是提高法官素质,进而逐步培养职业化、专业化的法官阶层。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专家学者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学术造诣精深;律师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熟悉社会各方面的司法需求;其他机关法律工作者行政管理经验丰富,对政策研究较为深入。从上述群体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法官,可以发挥他们在审判理论研究、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8)职业群体精英化、民主化的结果,必然是大大提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从而实现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的根本价值追求——司法公信,这是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学者、其他法律从业者在内的法律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共同价值追求。

  

  (三)打破壁垒:提升司法公信的助力点

  

  值得注意的是,法官与法律学者、律师等法律工作者之间本应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同推进社会法治的前进,但是法官与其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壁垒却造成了推进目标的滞缓。目前虽然还存在许多障碍,但毕竟这种做法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高效, 树立司法权威,是“ 顺时应势”  (9)的。探索建立开放式、多渠道的法官遴选机制,打造法官与律师、法学学者等法律工作者之间的人才输送通道,吸纳更动的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进入法官队伍,能够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能够互为助力,对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具有突破性的推动意义。在以提升司法公信为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多渠道遴选法官机制在当前现实条件下的可行性如何、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来突破现有体制的壁垒阻滞,从而比较平稳、有效的实现法官职业群体的多元化转变,是当前最为关键、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可行性: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运行的现实基础

  

  (一)公众认可度。基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意识中民与官的二元角色心理,以及几十年来司法进程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偏差,当前社会民众甚至共同从事法律职业的社会群体都或多或少的认为:目前因为来源封闭式而导致过分“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存在“脱离社会和民众, 不自觉地割断法律与社会的联系, 把法律规范视为匠人手中的工具” (10)的现象。在民众们看来,从法学教授、律师等同样学法律、懂法律的人中选取特别优秀者进入法官职业,可以为法官带来社会化的新鲜血液,有利于克服法官“过于”同质化的不足,这种“过于”同质化正是由法官来源单一性以及成长道路的一元化而导致。社会化的成员组成能够让法官更加了解真实的生活和民情, 把法律规范置于社会的大框架中,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这甚至为法官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平衡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结合点(11)。法律共同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民主因子的产生,这使得裁判者不再受到“法官为政府办事、官官相卫”的质疑和诟病,另一方面,法律共同体中的精英人士进入法官群体,促使民众基于对精英能力的信任度,对司法能力的认可和司法裁判的信服度大大提升。

  

  (二)履职能力的同质化。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无论是律师、检察官、法官或是法学学者,他们都具备共同的教育背景、共同的职业话语、共同的知识体系、共同的思维逻辑、共同的职业信仰,都接受过严格的法科教育与法律思维训练,习惯并擅长用法律的眼光和手段来看待和处理世俗事务。尽管他们在具体职能分工上有所不同,但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终极追求是一致的。当然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分享着共同的法律知识和技术,甚至在从事具体职业时处在完全相同的履职事务中,例如律师和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学者、律师、法官在讨论审判实务涉及的法律关系和学理依据时,案件事实和法理基础是同一的,只是所在的立场和追求的目标存在不同。这种履职能力的同质化,使得法律职业群体在进行职业转化时基本上不会存在太大的能力障碍,这是法院从体制外吸纳人才从事审理裁判工作至关重要的节点。

  

  (三)身份壁垒突破的可能性。《法官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全国性法律,其效率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任何低位阶的法律、规定都不得消解《法官法》的效力。 (12)就《法官法》和《公务员法》的关系而言,两者同属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尽管有前法和后法之分,但他们之间是特别法和一般法的关系,因为公务员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此,在法官职业化的管理和保障等方面,具体到《法官法》和《公务员法》的关系,不采取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而应该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 (13)从《法官法》的任职规定来看,法官并没有严格的公务员身份限制,只是因为相应的薪酬关系、职级提升都依托于公务员管理机制,使得在现实层面,法官职业群体均属公务员序列。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法官法》对于法官的任职条件并非限于公务员身份,在其确定的条件之内,应当是可以在公务员体制之外的选取优秀人才进入法官队伍的。

  

  但是,公务员逢进必考、逐级晋升、难进易出的职业特点使得法官的职业壁垒十分牢固。法官职业的公务员身份限制,使得法官与其他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互动呈现出单一逆向性的流动,也就是说法官辞职“下海”做律师、当教师容易,但是律师、法律学者想要跨越公务员考试这一“身份的铁门槛”,直接凭借自己的学识、经验、职业实力而成为法官却几乎没有可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作出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逐步铺开,相应的人员管理、职业序列改革逐步开启,法官公务员身份的限制有望实现突破。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近日解读司改试点方案就明确提到:要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方法,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为建立法律共同体搭建制度平台。“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方法”,应该说是对多年以来受到普通公务员身份约束的法官职业群体来源的一种松绑。

  

  (四)职业吸引力的提升。有观点认为,法官经济待遇低是法官职业吸引力不高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最主要的原因(14) ,在根本上影响法官职业吸引力的,是我国法院体制长期存在的审判管理行政化、审理者无权判、判案者不参审等与法官独立裁判理念相忤逆的制度,法官职务范围内的“自由”“独立”缺乏,“不但许多时候外部要受制于地方政府和人际关系网, 而且在法院系统内也以行政方式受制于院长、副院长和庭长甚至资深法官, 在司法裁决上缺乏自己决断力” (15) 。这些限制使得法官的地位完全不是立法初衷设想的那么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因此,即便是许多优秀法律学者、律师在实现了财务自由之后,他们也并不愿意进入到法官的队伍中实现自己的法律职业理想。

  

  但是,这些限制法官职业吸引力的障碍正在快速的被扫除。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启动后,法官裁判权的独立性将使得法官职业地位大大提升,与之匹配的职业保障机制促使法官待遇较之以前有明显提升,法官职业的优势逐渐得以体现。尤其是法官职业本身可能获得的尊荣和快乐(16),让人能够实现精神层面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地位尊崇,从根本上吸引法律职业共同体内的精英人士进入到法官职业中来。

  

  四、路径规划:多渠道法官遴选在基层的渐进式尝试与发展

  

  (一)基调:法院内部培养为主和外部渠道选拔补充

  

  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现行司法管理体制的整体运行机制决定了法官遴选制度应采取这样一种可行的思路:应由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同时争取人大、组织、人事、编制、财政以及政法委等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在共同对法官遴选制度讨论研商的基础上联合出台政策制度,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另外还要不断总结以前的经验,利用已有制度资源,减小改革阻力和改革成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17)

  

  基于上述思路,多渠道遴选法官机制需要摆脱目前法官既要参加国家司法考试,又要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局面,它是法官和法院去行政化的一个重点,也是建立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选任、晋升等制度的改革方向之一,它必须与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的改革相结合。这是摒除法院内部原有的行政色彩管理制度,逐步提升法院体制内部的民主化程度的必然结果。这也决定了多渠道遴选法官的发展基调,必然是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推进而逐步实现的。鉴于我国的人员管理体制、诉讼模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原因, 至少在现阶段要求所有法官都从律师、学者中选拔是不现实的(18),从法院内部体系培养法官的渠道必然占据主导地位,从律师、学者中遴选法官暂时应当作为我国法官选拔制度的补充渠道,虽然这种补充渠道的意义与价值不可小觑。

  

  (二)探索:体制框架内有限度地实现法官来源多样化

  

  从体制内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检察官、行政执法管理者等法律职业共同体人群中选择有丰富社会人生阅历的法律工作者进入法院,实现体制内的人才流动,一是能够对法官职业群体的来源进行一个试探性的刺激,提升法官整体社会人生阅历水平;二是能够探索非经法院传统内部培养体系通道进入法官职业的“外部性来源”人才能否较好的适应司法审判的特殊要求,从而进行一个周期性的实践论证;三是通过有限制的在体制内法律职业人群中遴选法官,还能够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探寻法官遴选程序、选任组织构建与运行方面的关键和重点,积累相关的经验。

  

  深圳市福田区法院作为全国最早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进行改革探索的基层法院,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具体目标与裁判主体的职业化、民主化结合起来,在其进行审判团队工作机制构建实现审判管理与行政管理相剥离的初期,法官来源的多元化的尝试就已经率先应用于对裁判负直接责任的审判长群体的选任上。通过成立审判长选任委员会,遵循公开原则,由法院体系外的同级人大、党委组织部门、优秀律师、专业学者、人民陪审员代表与法院体系内的资深法官共同组成选任机构,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审判长,将法官遴选的范围延伸至法院体系之外,吸引了多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参与竞争,并最终从本市相邻区法院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择优选任了3名审判长带领审判团队从事民事审判、执行工作。虽然本次法官选任工作并没有完全突破身份体制的范围,但是福田法院成功打破了法官、审判长内部产生、缺乏竞争性和公开性的固有模式,率先探索了由法院外部群体参与公开选任裁判主体的择优选任模式(选任组织人员结构参见下图),为今后法官遴选对象的多元化、选任组织的规范化和信服力提升做出了有益探索。

  

  图:深圳市福田法院审判长和法官选任委员会人员结构分布图:

  

  

  

  

  (三)突破:逐步吸纳体制外人员进入法官队伍

  

  深圳福田法院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对多渠道遴选法官打算采取一种“比较温和的逐层开启突破模式” (19)的尝试——挂职审判长制度。挂职审判长制度的主要做法是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专家、学者等优秀法律人才,在保留其原单位编制、组织关系、工资等待遇的同时,通过依法任命其法官和审判职务,在挂职任期内担任该院审判长(主审法官)带领审判团队从事相关审判工作。这项制度以该院审判权运行改革为基础,具有良好的制度依托和运行根基,将在2014年6月底启动。在现行法官身份、薪酬待遇尚未完全突破公务员行政管理体制约束的现实下,这种新型的职业法官选任模式没有大规模的打破已经稳固的既定人员管理和薪酬框架,采取的是一种稳中求变的探索方式。

  

  这种做法,以法官职业尊荣感为吸引,贯彻的是“办事不养人”原则,选任符合《法官法》规定的法官资格条件的学者(20)担任“挂职审判长”,并由人大任命为审判员。以此为契机,在法律和体制范围之内实现法院与体制外法律职业共同体之间的初步互动,先行打开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壁垒,同时也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使法官身份、薪酬保障等配套制度在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有一个缓冲阶段。它的落脚点和重点是放在法院体系外的人员通过遴选机制进入到法官职业内履职,对固有法官职业群体内部产生某种刺激,也是对体制外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从事法官职业适应性的一种探寻。更重要的是,通过体制外职业群体真正进入到司法裁判的核心领域中,为民众了解司法权力的运行打通了值得信赖的渠道,与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追求司法公信提升的价值目标实现了高度契合。

  

  (四)推进:面向律师职业群体全面开放遴选渠道

  

  之所以将律师放在多渠道遴选法官机制尝试路径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因为律师从业经历与法官从事司法裁判是否存在利益关联,必须成为谨慎考察的因素。虽然多渠道遴选符合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公信预期,但律师行业较多体现的个案利益因子仍旧会在对于社会公众对法官遴选公正信任度上增添相当的难度系数,所以必须在选任程序中尽最大可能对参与遴选的律师实行公开、严格的选拔。面向律师群体遴选法官,意味着法官职业面向法律职业共同体全面开放后备力量选拔通道,这要求法官选任程序的规范化、包括薪资福利在内的履职保障健全化、独立裁判权力和裁判责任的明晰化都已得到基本实现并且运行顺畅,这是体制外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官职业后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基础,也是法官职业群体来源实现多元化后依法高效履职、实现公平公信的基础。

  

  作为审判权运行受行政色彩影响相对较小、代表国家最高司法权威的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在全面开拓法官遴选渠道方面的作出了探索。2013 年12 月1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公告,面向专家学者、律师、党政机关从事法律的工作人员公开选拔5 名高层次审判人才,分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刑事审判庭正处职等职务。 (21)共有195 人通过组织推荐或个人报名方式参加公开选拔,其中不乏知名律师、优秀学者等各个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业务骨干,人员结构呈现出多元化程度较高的态势(参见下图:最高法院法官选拔人员结构图)。最终通过选拔最后入选的5名胜出者,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律师或在其他机关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最高院拓宽法官用人视野,畅通社会优秀法律人才进入法院队伍的渠道,为地方法院继续探索多渠道法官遴选提供了参照。

  

  图:最高法院法官选拔人员结构图

  

  

  

  但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现有环境下也只是拿出数量有限、职位具有吸引力的名额来尝试法官来源的多样化,其作为司法权力运行的顶层机构面临的阻力和障碍相对于基层要小很多。而对于审判权运行机制尚不成熟、法官选任机制尚不完善、职业保障体系仍挣扎在行政管理序列的基层法院,应该说现在还不是全面开放遴选渠道的好时机。一是基层法院的地位、案件处理的琐碎纷繁程度对于全面吸引律师等精英放弃固有职业利益,彻底进入法官职业尚存阻滞。二是基层法院在对法官选任的标准、能力考查方面的机制尚未全面形成,仍旧在摸索。三是基层法院对于体制外人群进入法官队伍后的履职培训和能力提升的配套机制,需要自上而下形成一整套清晰有序的培训考察体系,目前基层法院在这方面的能力尚需探索。因此,总体而言,基层法院在进行法官遴选的实践中,应当遵循“中立、权威、多元、专业、透明” (22)的选任原则,将体制内法律职业人才和体制外法律职业后备资源采取有限度、有步骤的扩充和结合,积累从法院外部遴选法官的经验,完善相应的遴选配套机制,结合法律法规修改进度,以审判权运行改革的推进为基础,逐步将各个行业的法律职业群体纳入遴选范围,把法律专业修养、法律职业经验、司法业绩和职业道德操守作为法官遴选的最重要考核指标,全面面向社会公开遴选法官。同时基于司法技术的独特性和经验性, 进入法院的法官候选人接受一定的见习期间培训方能正式从事审判工作。

  

  (五)勾勒: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发展路径规划图

  

  从现实基础和探索经验来看,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需要一个过程,它要配合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推进逐步完善,相关的遴选渠道和选任要点详见表1:整体规划图。同时,参与到法官选任中的法律共同体,应当依据相关改革的推进程度,对于参与范围逐步调整推进,详见表2:多渠道法官遴选范围推进示意图。

  

  1、整体规划图

  

  

  

  2、多渠道法官遴选范围推进示意图

  

  

  

  

  

  

  作者简介:1、胡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院长。2、王德军,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福田区人民法院挂职副院长。3、戴龙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4、田娟,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研究室助理审判员。

  

  (1) 孙灵珍,郭立新:《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司法官遴选、司法官培训制度研讨会综述》,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第1期。

  

  (2) 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载《法学》2004年第3期。

  

  (3) 席锋宇:《遴选优秀律师补充法官队伍》,载《法制日报》2014 年4 月1 日第3 版。

  

  (4) 摘自公众微信号“法影斑斓”2014-06-15,新华社杨维汉:司改之声/中央司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解读司改试点方案。原文为“坚持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5) 杨知文:《中国法官的职业化遴选:现状、改革与发展》,载《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8月,第30卷第4期。

  

  (6) 古水:《法官选任制度改革:怎么选,如何任》,载《人民法院报》2013 年5月8日第2 版。

  

  (7)张文显、卢学英:“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

  

  (8) 王仁波:《拓宽法官选任渠道 优化法院队伍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工作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27日第1版。

  

  (9) 赵晓秋:《律师当法官,路有多远》,载《法律与生活》2004年第12期。

  

  (10) 赵晓秋:《律师当法官,路有多远》,载《法律与生活》2004年第12期。

  

  (11) 法官精英化与大众化之间的平衡严格来讲应属于另一个范畴的论题,但是作为多渠道法官遴选机制的衍生效应,对于法律研究者来说是值得一道的。

  

  (12)参见米勇:《法官遴选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9-140页。

  

  (13) 参见程海龙:《法官遴选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14)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法官制度和律师制度均不健全的情况下, 经验丰富律师的收入远比法官的收入高,所以法官职业没有吸引力。但实际上,在这两个制度都非常健全的英美国家,律师行业的收入也是高于法官的。相关论据可以参考陈开琦在《美国法官遴选制的机理及启示》中的相关数据和论述,他提到:“值得注意的是, 高等法院的法官却甚少因为薪酬的问题而离职。尽管高等法院法官的薪酬比起初审法院的法官要高一点,但是比起律师尤其是成功律师仍然相差太远, 所以引发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收入”。笔者认为,所谓收入对于法官职业吸引力的影响,应该是法官的职业薪酬保障是否能达到与职业地位相匹配、保证法官处于相对较高品质生活状态的水平,这样能够在最基本的物质水准上确保法官职业的稳定性和吸引力。而职业保障的延续,往深层次来看,又必须是基于民众对于法官能够独立、公正裁判的认同才能获得。因次,收入并非是最根本的问题,裁判权的独立带来的司法公信和权威才是根源所在。

  

  (15)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379 页。

  

  (16) 直白来说,独立裁判权的充分行使,能够满足法律人骨子里不可磨灭的对于决断他人命运的快感,与人性伦理高度契合。引用苏力的话来说,这里面的道理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宁为鸡头, 不为凤尾”的道理。而从经济学上看, “鸡头”要比“凤尾”有更多的非货币的收入。参见苏力:《法官遴选制度考察》,载《法学》2004年第3期。

  

  (17)  程海龙:《我国法官遴选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 27页。

  

  (18) 参见张有义:《法官遴选或在更大范围展开》,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 年12 月24 日第A03 版。

  

  (19) 笔者与一些法官、学者讨论 “挂职审判长”时,大家都认可法官的多元化不是朝夕之事。历史也往往证明,忽略制度本身存在的物质基础、人文理念甚至利益框架,仅是直接而强势的进行改造,收到的效果往往都与初衷相去甚远,温和但坚定的渗透与剥离反倒是最有效的革新方式。

  

  (20) 这里的学者,我们可以理解为真正有独到研究且学术成就突出的高等院校专任法学教授和科研机构专任法学研究员。

  

  (21) 古水:《法官选任制度改革:怎么选,如何任》,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8日第2版。

  

  (22) 参见何帆:《法官遴选委员会的五个关键词》中对于法官选任遴选委员会设置的相关论述,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2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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