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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视阈中国家治理主体的规范重构

  

  洪丹娜〔1〕

  

  摘 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从宪法的设定来看,国家治理主体分为国家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有关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国家治理。国家机关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受人民监督,其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社会缓冲地带可以有效地联结公民个人和国家,充当了沟通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国家治理;国家机关;社会;公民

  

  

  “国家治理”的概念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简称《决定》)的面世而进入到法学界的主流研究视野当中。在此之前,政治学对国家治理的关注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法学研究的缺位使得“国家治理”概念缺少规范意义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出当前治理者试图寻求国家治理的合法性证成,因此,从法学角度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提供注脚十分必要。国家治理的概念是在扬弃国家统治与国家管理两个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2〕语词的转换本身即包含了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判断。正如江必新所言,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3〕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必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尚未完成,无法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另一方面,由于治理模式尚未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使得现代化进程与扬弃前现代的不合时宜的传统相交织,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涌现出大量新型的公共管理事务亟需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无暇等待法治化进程的先行完成。因此,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型同时肩负双重时代重任,既要实现发达国家先行完成的法治化,又要与发达国家一样应对当前所遭遇的相似的治理危机。体制罅隙与现实需要的双重问题压力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治理表面的现代化与深入骨髓的前现代传统相抗争,有时甚至还要面对后现代的危机,呈现出时空错乱之感。

  

  实现真正意义的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从错乱的现实中寻求解锁的密钥,而法治便是关键的密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的内核在于法治化,法治满足了国家治理对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需要,国家治理体系与法治体系具有一体两面的同构关系,法治的事业与国家治理的事业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4〕法治化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当前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困境。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承担成整合社会系统的重要使命,在应对复杂的问题情势时可以化繁为简,将问题的核心还原为以权利义务为代码的法律规则,增进社会交往的可预见性,催生稳定的秩序。法治化的秩序安排为国家治理的合法性提供充分的论证和保障,将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纳入到既有的法律秩序框架中得以解决,从而避免国家治理的任意性。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构建以法治为权威的治理体系,并在法治权威的指引下去解决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治理危机。而在一系列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中,本文尝试从国家治理主体的角度切入,讨论宪法视阈中对国家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安排,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认识国家权力在各主体间的配置问题。基于此,下文首先重述宪法文本对治理主体构成的阐释,其次厘清各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再次探讨各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以谋求构建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治理主体的结构优化。

  

  一、治理主体的构成

  

  新中国建立后,为克服半殖民半封建时期、军阀割据以及长期战争所造成的社会严重分散的弊端,以执政党为主导的强势力量承担起了重组社会的使命。然而,高度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管理体制在唤起社会的凝聚力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首先,强大的国家机器单挑了管理国家的责任,国家蚕食了社会和公民个体,单一的治理主体造就了全能型政府,抹杀了社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其次,无孔不入的国家管理体制抹杀了个性,国家全面、深入、直接地渗透到社会当中,个人被单位所吸收和管理,因此,社会和公民都成为国家管理的对象。畸形的国家管理体制将国家治理主体客体化,折射了权力行使的异化。治理主体及对象的错位强化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而弱化了公民的权利。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为人被国家机器所绑架、束缚而异化了。而如何重拾公民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便需要正视国家治理主体的构成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治理方针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集体主义色彩,市场经济逐步释放出了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能量,多元利益主体要求重写国家治理主体的构成格局。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那么,多元的治理主体究竟包括哪些主体,其合法性依据是什么?因此,有必要在规范的维度上厘清国家权力所有者、行使者、行使者内部之间的权力配置等问题。

  

  (一)国家权力所有者

  

  根据我国宪法对国家政体的设定,共和理念的基本内涵在于国家权力归属于全民,强调政府的公共性、中立性和公平性。我国宪法第二条也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人民在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应处于治理主体的地位,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5〕正如孙中山所言,“民国如公司,国民如股东,官吏如公司之办事者,故总统、官吏皆国民之公仆也”。〔6〕人民,作为众多个人的集合体,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并不现实,于是,现代的代议制政治成为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架接桥梁。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表明,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法定途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么,除此之外,公民能不能通过其他法定途径来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呢?从宪法的设定来看,提供了一系列的公民基本权利,这主要包括宪法第三十四条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十五条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第四十一条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国家赔偿权等六项公民监督权,第一百零二条的选民对直接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的监督权和罢免权。但无论是间接行使国家权力还是通过行使公民基本权利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治理,都必须在法治的限度内行使。换言之,法外形式对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是不被容许的。十年浩劫中,被鼓动的人民群众成立红卫兵等组织,以其站在人民权力的制高点为由来直接冲击国家机关,对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惨痛的历史教训表明,一味强调人民权力高于一切,甚至高于法律将会使人民权力的行使严重失范。根据人民民主理论,公民固然享有监督公权力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受制于既有的法治秩序,不能取代民选的代议机关的意志。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合法有效的代表人民意志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不应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僭越人大的权力。人民尽管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终极意义上享有对国家权力管理者的评判的权力,但仍应臣服于法治秩序的最高权威。

  

  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还不应忽略的是扮演中间角色的社会。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因为束缚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而遭受诟病。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便要消除全能型政府的弊端,建构国家机关、社会、公民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社会作为人际交往发生的重要场域,既与政治国家相分离,又影响着政治国家的决策。政治行动领域植根于生活世界的情境之中,而来自生活世界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在公共交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以特定方式同私人生活领域相连,从而使得市民社会边缘与政治中心相比具有能更敏锐地感受和辨认新问题情境的优势。〔7〕公共领域识别、讨论问题并使问题压力放大,从而引起政治系统的关注,这是生活世界对政治系统的必要渗入。尽管公共领域依靠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这种能力却能用于监督政治系统对问题的处理。〔8〕由此可见,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社会缓冲地带可以有效地联结公民个人和国家,充当了沟通的桥梁作用。学理上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建构提供了充分的论证。然而,社会作为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也没有具体的实在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就容易被忽略。那么,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构成部分,其地位应该如何通过法律权威予以保障呢?社会的本质是由人构成的,因此,社会的治理主体地位的凸显最终还是应还原为相关的公民权利。首先,宪法第三十五条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自由权的设计便体现了宪法对社会的尊重,只有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组织,通过聚合公民的力量来表达诉求,彰显社会的主体性地位。其次,言论自由权、出版自由权奠定了社会传媒的合法性基础,作为载体的传媒实现了观点的市场自由化,通过社会大众的选择,使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公民诉求得已进入政治话语的议题当中。换言之,通过保障公民相关的基本权利来促进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进而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再次,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社会组织也享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侵蚀了社会的领地,在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便需要逐步向放权于社会,而放权于社会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授权社会组织相应的管理权限来实现的。如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等等都是经过法律法规的授权。通过重拾社会的主体价值,碎片化的社会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得以重组,公民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得以发挥。

  

  (二)国家权力行使者

  

  从我国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来看,国家立法权力交由立法机关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交由行政机关也即政府行使,国家司法权交由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行使,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均由其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对其负责。而政治协商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并不享有上述国家权力,在宪法正文中也未予规定其权力,实践中其享有参政的权力,对国家机关有建议和监督的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一直以来承担了繁重的国家治理任务,其主体性地位过于强势以致抢占了其他治理主体的角色,而且国家机关内部的权力配置的失衡导致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出现偏颇之处。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求整体性限缩国家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在国家机关内部实现权力的均衡配置,形成有效的权力制约体制。

  

  为保证公权力的行使不被异化,不偏离共同体的共同意志,就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施以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因此,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首先,公民享有监督公权力行使者的权利。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解读,人民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的对价是国家可以为个人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机制。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公民的授予。宪法是处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契约。在这一纸契约中,公民不仅要求将先于国家存在的人权记载于宪法当中,还要求获得监督国家权力的公民权利。唯有如此,公民方能通过权利制约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防止权力滥用而不至于公民个人的权利领地被强大的国家权力所侵蚀。宪法第四十一条的公民监督权的设计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其次,国家权力的分化致使不同权力之间产生制约与监督,将一种权力的行使纳入到另一种权力的监督视野当中。从宪法的设定来看,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当然也要纳入国家治理的重要范畴当中。我国宪法规定,政府和司法机关受人大监督,对人大负责,在这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担负起审查行政权、司法权的行使是否合法的任务,而人民代表本身也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再次,在行政权内部,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也逐步实现分离和相互制约,减少因权力集中所带来的任意性和武断。

  

  二、治理主体的权责配置

  

  国家治理主体的权责不明晰由来已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责分界不清。长期以来,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化致使国家、党、政府包办一切,社会管理被严重弱化,公民也非常依赖国家提供全面的保障。正如白鲁恂(Lucian Pye)所言,中国尚未从传统国家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国家看似强大,但制度很脆弱,很多人感到政府太弱和政府管理的无效,很多人感到孤立无助,希望政府把许多事情管理起来。〔9〕二是国家机关内部权责不清。长久以来的无权权力和无限责任的政治文化传统和领导文化传统导致国家机关之间,上下级之间权责不清,甚至出现争权夺利和推卸责任的混乱局面。国家、社会、公民之间模糊的权责边界显然与法治观念相悖。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言,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作为统合社会系统的最高权威,其本身并不是权力,而是将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10〕实现法律对社会有效控制,就必须厘定各主体间的权责边界。只有明晰的权责边界,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主体的结构优化,使各治理主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各司其职。因此,重新厘定国家机关、社会、公民之间的权责边界尤为重要。

  

  (一) 国家机关还权于社会

  

  如前所述,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侵蚀了社会和公民的领地,以行政命令、计划的方式来实现自上而下的控制,造成政府一家独大。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转型势必要求一元的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首先要完成的便是国家机关还权与社会和公民。还权的前提在于厘清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权力边界,究竟哪些治理事项应交由社会处置目前并无定论,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归还的是哪些权力本身并不清晰。那么,国家和社会的分野是在多大程度上的分野,应根据什么标准来厘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责呢?

  

  首先,社会是先于国家的,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解读,人民只让渡给国家部分权利,并保留部分权利,国家将全体人民让渡的权利整合成国家权力,以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来源于人民授予的国家权力本身是有限的,而授予的权力的范围一般是由一国的根本大法予以规定的。其次,既然国家权力是有限的且法定的,那么在法定范围之外的权力应推测为属于人民所保留的范围,由社会所享有。因此,国家和社会的权责分界应坚持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机关的权责为原则。再次,在被授予的国家权力中,应为社会和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多元的渠道,保证公民参政的权利。在代议制体制下,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因此应建立开放式的公共决策体系,让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程序自主决策。〔11〕如在立法过程中,公民虽无直接参与立法的权利,但也享有立法建议权、听证权、讨论权等权利。在行政权的行使中,知情权、听证权也保证了社会和公民对国家治理的参与。因此,除法律规定外,这些属于公民的参政性权利国家机关不应剥夺,且负有保障的义务,如政府信息公开便旨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最后,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将可以交由社会行使的权力授权于社会组织,从而限缩国家机关的权力范围,促进社会的自我管理。行政机关依法将某种行政权力直接授予合乎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该组织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这一行政权力,并自行承担责任。〔12〕如律师法授权律师协会行使对律师行业管理的权力。

  

  在实践当中,国家对社会权力的侵犯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国家习惯性地动用宏观调控等政策干预市场经济,限制市场主体准入的门槛,甚至直接插手经营经济事务导致政企不分的混乱局面。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往往还停留于工具性层面,即不是将市场经济视为一种有着自身运行逻辑和自我调节机制的经济秩序,而是可供政府随意拿捏的制度安排或随意取舍的政策工具。〔13〕于是,政府代替市场的作用,利用权力配置资源并诱发权力寻租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二)厘清国家机关之间的权界

  

  如前所述,国家权力分化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交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行使。理论上而言,不同类型之间的权力界限是清晰的,各国家机关的权力界限由宪法和法律作出明确规定。然而,在实践当中,却经常出现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错位,如本应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参与到具体行政事务中,在运动式执法中公检法联合办案等等。除此之外,在行政权内部,不同国家机关发生权力交叉、重叠,界限不清。当某一具体的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到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行使时,往往会出现以利益为主导的争权夺利或推诿扯皮的现象。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要求各国家机关在权界明晰的基础上各司其职,从而构建有条不紊的政治秩序。那么,不同国家机关的权界应如何区分呢?首先,坚持不同类型权力之间的分立,严格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种权力之间互不侵犯。不同权力的行使主体,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如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仅行使审判权,不应越位行使行政权,参与具体的执法,如参与拆迁等。其次,在行政权内部,不同的国家机关应按照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去行使权力,明晰部门的权力清单。对于发生权力交叉的治理事项,仅行使职权范围内的权力,该事项所涉的其他行政权力交由其他部门行使。对发生权力重叠的治理事项,应遵循便民、先发现先行使等原则。因为国家机关的权力是不可放弃和让渡的,权力本身意味着责任,因此,一旦国家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发现自己职权范围内的治理事项就必须行使相应的权力,不可推卸责任。

  

  三、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宪法对国家治理主体间关系的设定为国家权力所有者和行使者的关系。具体而言,这种关系包含着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民和国家机关之间是委托和被委托的关系。根据宪法第二条的阐述,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通过人大行使国家权力,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民的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其次,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既然国家机关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那么,作为次级的被授予的权力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这主要体现为宪法第四十一条的公民监督权。再次,公民所形成的社会在公民与国家机关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中间角色。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主体,既与政治国家相分离,又影响着政治国家的决策。因为社会具有聚合公民集体的力量,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社会公共领域以其特定的方式与国家发生联系,使公民集体的诉求进入到政治话语的讨论范畴之中。我国宪法也设定了一系列的公民权利以保障公民在社会中得以聚合集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诉求。宪法规范对国家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权威安排奠定了治理主体间构建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要求构建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的关系,使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从对抗走向合作,从自上而下的服从与被服从转向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协商治理,而这些转变则都要遵循宪法所设定的基础关系展开。

  

  (一)从对抗走向合作

  

  如前所述,传统的国家管理体制将公民和社会对象化,而公民和社会为了争取其权利,便往往以对抗的形式向国家机关主张诉求,迫使国家机关让渡、归还部分权力于民。在权利的实现中,冲突、对抗、斗争固然是表达诉求的一种途径,但未必就是最佳的途径。合作的理念却往往受到不恰当的冷落。权利的实现往往涉及到义务负担者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且更依赖于义务负担者的主动性。在私法领域,权利的实现主要是私人之间的互动,而在公法领域,义务负担者则往往为国家,在实践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权利实现的斗争理念的局限性在于将权利人与义务负担者相隔离来认识、理解问题,存在偏向于权利一方的假定;而合作理念则强调透过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认识与理解权利实现的条件和路径。社会合作为权利的实现增加了有效性。在社会合作中,行为规则的确立和行为理性的运用使行为结果具有可预测性,从而降低了行为成本,增加了权利实现的顺畅性和有效性。〔14〕在公民、社会向国家讨要权力的初期,偏向于采取强烈的表达方式,主要呈现出与既有制度冲突的一面。在不断的斗争、权力格局重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往往演变为新制度的生成,而有关制度的生成有赖于理性的对话以及必要的社会合作。当公民集体意识到这种转变的时候,公民表达诉求的方式将逐渐趋向平和、凸显理性对话,从而促使公民权利的行使由与公权力对抗的方式转变为良性合作的方式。如公民可以充分利用人大和政协的职能,将有关权利实现的问题上升为立法讨论范畴,促使相关制度的出台。

  

  (二)从被管理转向共同协商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重拾了社会作为治理主体的价值,归还了公民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主体性地位,使以往被管理的社会、公民也跻身于治理主体的行列当中,此时国家机关面对就是要抛弃以往管理者的旧观念,重塑与社会、公民之间平等协商的关系。国家机关需要忘记强势的地位,学会尊重社会和公民,在新秩序中谋求共治共赢的理想局面。在这种转变中,有效的协商体制和程序的导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性重塑了公民、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商谈理论对政治的植入促使各主体寻求合作的对话情境。哈贝马斯所构建了理想对话情势的条件包括:所有对话的参加者机会平等,言谈自由,没有特权,诚实,免于强制。〔15〕尽管这种理想的对话情势难免遭致现实主义的批评,但其勾勒了协商程序的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仍具有现实意义。哈贝马斯极为重视法律在自由平等交往中的特殊作用,重视协商民主的法制化,因此,他强调: “商谈原则要能通过法律媒介而获得民主原则的形式,只有当商谈原则和法律媒介彼此交叠,并形成为一个使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建立起互为前提关系的权利体系。”〔16〕归结起来,有效的协商首先依赖于其合法性,其次依赖于理想对话情势各项条件的实现程度。因此,在国家机关、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协商,应保障各方平等、自由地提出主张的权利。具体而言,第一,要拓宽社会组织、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法律渠道,增加社会组织和公民与国家机关进行有效对话的机会,因此,要保障公民相关的参政议政的权利,如听证、质询、罢免等权利。第二,要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因为信息不对称将无助于有效的协商,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明确各国家机关的信息公开义务和责任。第三,协商的过程要遵循法定的程序进行,确保参与协商的治理主体均在法律程序之下,不存在操纵法律程序的参与主体。

  

  〔1〕作者介绍:洪丹娜,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博士研究生。

  

  〔2〕何增科:《理解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1期。

  

  〔3〕江必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4〕喻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体系》,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

  

  〔5〕国家治理的对象应是国家公共事务,而不是公民。尽管治理事务会影响相关人的利益,但治理的着眼点仍应该是相关的公共事务,而不能将人视为治理的对象。

  

  〔6〕张晓琴:《论宪法上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载《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328页。

  

  〔7〕参见[德]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469页。

  

  〔8〕参见前引〔6〕,第444页。

  

  〔9〕何显明:《政府转型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60年来政府体制演变的内在逻辑》,载《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0〕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9页。

  

  〔11〕参见美.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12〕郭道晖:《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3〕前引〔8〕。

  

  〔14〕李卓:《权利的社会本原——在社会冲突与社会合作的视野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

  

  〔15〕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16〕前引〔6 〕,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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