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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年代党校往事

张 源 

 

                   战高炉:学校的大铁门都拆了

    19588月,我从省委讲师团调到党校来。这是我第一次来党校工作。

  不久,大跃进开始了。大部分教职员同该期的轮训班学员一起开到农村去参加运动,我和少数教职员工及学员被留下来参加广州的大炼钢铁。副校长张江明担任统领,派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去协同和柴油机厂学习了两个月,又聘请了广钢的厂长兼总工程师谢阳光来作技术指导,在如今西门广场北侧的空地上日以继夜地大兴土木,建起一群小土炉、冲天炉等等。李乐负责后勤,购买五花八门的原材料,带领一批学员去收集废铁,回来挑拣分类等等。黄焕明专管供电。炉群建好后,我和傅雪樵、陈锦麟24小时轮流担当高炉的“炉长”,通宵达旦地监视着炉子的运行状况,当废铁在1000多度高温中熔融成液体时,戴起红色的护目镜,冒着高温,逼近炉前观看金光灿烂的钢花飞舞,乐在其中。

    总而言之,我们是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三面红旗”的号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自豪。

  由于技术和设备的原因,土高炉炼钢终告失败,废铁燃烧后变成了无用的白口铁。但我还不服气,翻阅了一些资料后,买来了钳锅,终于炼成了一条一公斤多的高碳钢。有个别学员来到我们工地,提出得不偿失,我并不同意。当时我还在劲头上,认为工业化搞群众运动,方向是对的,付出一些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确实没有算过经济账,到底花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从不过问。的确,当时为了收集炼钢材料,连学校的大铁门都拆了,校道也被挖得坑坑洼洼,企图从老造币厂的炉渣中找到炼钢原料,个别人家的铜面盆也被拿来砸烂熔铸了轴承。

 我所看到的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沙朗大队种番薯

   下乡的同志带回来很多令人吃惊的故事。

   农民的旧泥屋被拆掉作肥料,甚至宰了生猪埋下田里作肥田料等等。水稻高度密植名曰“蚂蚁出洞”,我们几个人在白云山脚的试验田里也模仿过。

  不久,市面上有的食品买不到了,粮食供应量也从30斤减少到23斤,党团员的肉票要上交。人们恐慌起来,纷纷挖草地、球场,种番薯,种芋头,种野豆,养兔子,养葵鼠,养鸡鸭……党史教员陈锦麟学着养殖小球藻,哲学教员李思文制造肥皂,试图为大家解决营养和日用品问题。

    这时,学员都回家了,教员也没有课可上了,也没有心情研究理论了。思想乱糟糟的,弄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校领导频频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安定人心和宣布纪律,大家逐渐安定下来接受了既成事实。原因据说是由苏联撤专家和三年天灾造成的。

   这段时间,我两次接受了特殊的下乡任务:一次是跟党史教研室的老同志王波两人到英德县大弯公社荷木塘大队调查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另一次是由省委社会部牵头的下乡调查。

   当时农业大跃进我省曾经出现过连县星子镇亩产六万斤的头条新闻,南方日报登了省委农业书记站在稻穗上的照片,全省各地都是“大丰收”。省委书记亲自宣布让农民三餐干饭吃到饱。但是,不到两个月却发现粮食供应困难了,丰收的粮食哪里去了?我们就是在这种局面下被派到农村去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的。

   我们组驻在丘陵地区沙朗大队的一个生产队,跟农民一样,每天只吃上三两米的稀粥水,劳动时特别累。有一次下水田劳动,一个年轻孕妇就饿昏在田间,口吐白沫。在生产队规划下,我们同农民一起赶种番薯,三个月后开始结出小薯,便迫不及待地挖出来充饥。

 这时,农村的食油更缺了,我们三个月没吃过一滴油,有一次我代替组长去县城水东渔港汇报,有幸吃上了很久未尝到的海鱼,因为没有食油,被劝说趁热大口吃掉以免腥味难闻,其实当时我巴不得闻闻鱼腥味呢!

学校教职员工组成救灾工作队

  19608月,党校暂停办学了。

  除了留下极少数的人看家以外,校长、教员、行政干部、医务人员统统被派到德庆县和封开县去,据说这两个县在大跃进中死了很多人。

  我们经济学教研室的同志最初一起到了德庆县凤村公社,不久就分赴各地。我在一年内到过四处农村,时间最长和印象最深的是播植公社的大宁大队和独立的渔业大队。在离开凤村以前,黄庄平副校长详细向我们交代任务,其中一条最使我吃惊而沉重的是:死亡率不能超过2%

  此时此刻的校长已经变成了救灾工作队长,而我们教职员都变为身负重任的工作队员了。

  当我奉命到播植公社报到时,见到的是教育长赵学。她挂了个副县长的职而在该公社蹲点,她把我分配到大宁大队驻队负责。

  我在公社吃过晚饭后走了八、九里山路,到达大宁大队时已是傍晚,正碰上火烧山。我把行李撂在大队部就跟着人流跑。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指挥七八个男青年往一个方向跑去,自己转身奔向山上,我和大伙随他冲到火场,火势正旺。

  人们纷纷抽出腰刀,连枝带叶地砍下一把把树枝,攥在手里,然后顺着风,弓着腰,分别从不断伸延着的火场背后和两侧向火焰扑打,我也要了一把枝叶跟他们一同干起来。这样折腾了不知多长时间以后,火场便越来越窄,火势也逐渐变小。直到看见前面有几个挥动着锄头的人影,火焰才戛然而止。原来,刚才是大队长派人紧急修了隔火路。人们又一鼓作气地去扑打残余的星星之火,然后才收队下山。

  此时已过午夜,当大伙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村里时,已经有人煮好热气腾腾的白粥和咸菜等着我们。整个过程都那么有条不紊,指挥若定,紧张而又沉着,分工而又主动合作,互相支援,十分默契。我看到的是一个组织性很强、训练有素的农民战斗集体。

 我和大队长就是这么见面的,这为我们今后顺利合作开了个好头。

一只有份量的鸡

  党校的故事依然在继续。

  一天,我随一个生产队上山打柴,发现距离大队部不远处的半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前有一棵大榕树,树下荫蔽着石台石凳,俨然是一幅古人所作的国画,但是没有人烟,静悄悄的。我正在惊疑,同行的青年社员告诉我,这个村子属于本大队,现在已没人住了。他们不是饿死就是逃荒去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保持沉默。

  不久,县粮食局来了一个干部,带来了几袋黄豆作为给老弱病人的救济粮,上级要求立刻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这是救命粮!绝对不能耽搁。我找大队长商量,他说:不能分下去,不然她们都给孙子们吃没了!于是,决定把老弱病人集中到大队原来的饭堂住宿。一天三顿,派人煮给他们吃。这个大队长多么英明!他深谙他的乡亲父老的心理和伦常,这是我这个外乡人望尘莫及的。

  但是,这么英明的大队长有一次却不得不求助于我。

  一天傍晚,天色已漆黑了。一个男青年匆匆跑到大队部来,说大队长叫我立刻到一个生产队去,然后走在前头领路。到了村庄边上的一户农家,就看见灯光下门前有两个人坐在矮桌子旁。待我到了跟前,大队长告诉我,这是他的婶母。她家里的母鸡已经有两斤多重,被猫咬死了,这猫刚咬过一只中了药毒的死老鼠,她还是要把鸡宰了吃,劝她不要吃,她不依。我一听,立刻板着脸表态:不能吃!立刻埋掉!同来的青年就立刻扛起锄头拿起死鸡去埋掉了。这老太婆急得眼泪都出来了,她小声说:“本来挖掉内脏就行了嘛”。聪明的大队长就利用了一次我这个省里来的工作队员的权威解决了一个他不好处理的难题。

  这时候农村每户只准养一只鸡呀,况且在缺粮那么严重的时候养大一只鸡实在不容易,我何尝不懂得老婆婆的泪水呢,但是人命关天呀!

  又一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四五个男女,说他们家半斤多重的鸡不见了,而他们在一户上中农家里的天井看到一撮鸡毛,这一户就在大队部旁边,要我同去看看。我只好跟着去。到了这家的门前,只见大门反锁着,从门缝看进去的确有一小撮鸡毛散落在天井靠里的角落上,人们激愤地打开大门,确认了这是他们家小鸡的毛,但主人不在,索赔不成。于是七手八脚到处翻他们家东西,最后翻出一条破棉絮,塞进竹箩里挽进了大队部,说是抵押待赔。整个过程飞快利落,我犹豫不决,未予阻止,做了群众的尾巴,犯了左的错误。因为按当时农村的阶级路线,上中农犯错误仍是人民内部问题。

 听了公社的意见,我立即让人把棉絮连竹箩一起送回去。我后悔不依靠大队干部去处理问题而包办代替。但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窥见一只鸡在当时农村的份量有多重!

农民自救和政府帮扶

   我的双脚出现了浮肿,用拇指一按就出现一个圆凹,走路也感到费力。

  赵学同志知道了就给我开了个条子,让我去公社的中药店买了两斤黑色的药饼。本来说,每天吃两个,可我在路上边走边吃,不知不觉就一连吃了五个。

  赵学同志又隔三差五地用电话通知我去公社汇报,留我在那里吃两顿饱饭,情况才渐渐好转,又能够在山间独自擎着火把赶夜路了。

  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西江边的渔业独立大队。这大队规模较小,大跃进时办的集体饭堂还在运作,队长是个年青人,这时他正为他的饭堂没米下锅而发愁。见到我,他邀我到西江抓鱼。第二天一早,两只小艇在码头等着,我上了第一条船,上面放着从大部队拆下来的手摇电话机,后面的青年渔民把双桨一摁,小船就离岸往上游冲去。

  大队长带着渔具坐到后面小艇的船头,紧跟着我们的后面。船慢慢滑向江心,我按约定把两条绑着铁链的电话线沉到水里,然后使劲摇。奇迹出现了——

  在我后面十来米的江面上,几条头上长着胡子的大鱼蹦出水面又落到水里打转。大队长站起来拿着网兜,一兜一条地把鱼倒进他的船舱。这几天,大家都吃上了几顿鲜鱼煮木瓜。至于大米,这个大队全靠政府调拨,十分紧张。杂粮生产就靠枯水季节岸边的斜坡,每年春夏发大水,这里就沉淀了厚厚的冲积层,只要起陇后插上薯秧,不用施肥,三个月就能有收成。这里的番薯个头虽小但糖分很高,味道甜极了。此时此地,番薯成了主粮,虽然数量也还不足,但情况总比山区农村好。

  德庆县的农村,在这一年内没有再听到饿死人的消息了。

  农业生产在逐渐复苏,形势在逐渐好转。夏收时我参加了一个山区生产队的试割,该村的上等田亩产500市斤,达到了当地的常年水平,人们紧绷着的脸孔也慢慢放松了。

 秋收之前,我们奉命收队返回广州。但城市的供给还没有好转,只是开辟了自由市场,有高价的食品出售。我们被告知不要去购买,事实上我也没钱去买。有港澳关系的同志就不断收到亲友寄来的猪油罐头,令人妒羡不已。

在从化温泉学习班

   春节过后,教研室卓炯主任通知我去从化温泉学习班工作,这实际上是省委书记陶铸亲自主持的大型专题会议。

  参加的都是全省各地县、各部、委、厅、局党政一把手。内容主要是围绕大跃进在本省的情况和问题让他们摆情况、提意见,然后总结。其中党校几个教研室主任作了辅导报告,我被派去当一个学习小组的秘书,送发学习材料,记录讨论发言等等。学员们的生活受到特好的安排和照顾。住得舒适轻松,伙食营养丰富,白天学习晚上娱乐,戏称“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经过两个月的调适,大家情绪大为好转,信心加强。有个老书记说:“我宁愿不要休假,每年能在这儿学习一次就好了。”

  19633月,我又被调回省委宣传部讲师团,离开了党校。

  我第一次在党校工作的近五年的时间,巧合的正是“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的五个年头。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急于求成的强国之梦,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那勒紧裤腰带的艰苦生活,那一出出离奇而又真实的故事……

  

附:张源学习工作经历

  张源,曾用名张钜源,19284月越南西贡出生,广东新会人,1958年从广东省委宣传部讲师团调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任研究员(教员),1963年夏,调回省委宣传部讲师团。1968年到省委“五·七”干校当学员,1973年调回省委党校政经教研室、经济管理教研室当教员、组教员、理论部副主任兼研究生班主任,副教授。19893月离休。

   

   (原文题目《党校往事——回荡在大跃进年代的“好汉歌”》,载广东省委党校《教研信息》2010年第5

1962年广东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卓炯,后排右二为张源。

1988年1月,张源在珠海经济特区调研。

  张源(后排)和哲学教研部的教员傅雪樵(前左)、李思文(前右)。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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